许小年：抑制房价不能靠限购，要增加土地供给、减少货币供给

房产泡沫的原因是土地供给不足、货币超发

脱实向虚，这个和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资金它是逐利的，老百姓的钱它是逐利的。哪里能赚到它，它就往哪里去，因此你不能责备企业，你也不能责备老百姓，把钱都投向了金融的行业去炒资产，去炒股票，炒房产，而不进入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特别是缺乏能赚钱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呼吁要解除管制，要开放，要解除管制，其实实体经济中还有很多能够赚到钱的投资机会，由于政府的管制资金进不去，比如说医疗卫生行业，医疗卫生行业供给严重不足，但是资金进不去。所以脱实向虚它只是一个现象，我们需要探讨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来加以解决。

那你现在要让资金和资源进入到实体经济，首先那个房地产泡沫要控制。房地产泡沫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为什么去年房价暴涨？因为2014年至2015年，全国土地供应是负增长是下降的。房价暴涨的第二个原因是货币超发。

为了控制房价手段不是政府去限购限价，手段是什么？手段是增加土地供应，减少货币供应，房价就下来了。

房价不下来还这么涨下去，资金往哪里去？它还是往楼市去，它不进实体经济。所以这一方面，一方面你要控制泡沫，另一方面要在实体经济中开放，能够使得资金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现在投资机会是有的，我在企业看到处都能看到有投资机会，可是受到了政策的限制，受到了我们一些企业家他自己眼界的限制。这个没有投向这一些有希望的领域。

宏观经济依然形势严峻

在宏观经济好转的面前，有人就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已见成效，经济反弹在际。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是误解了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研判。

去年5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讲话讲得非常清楚，中国经济既不是U型的，更不是V型的，而是L型的。L型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过去的8%左右的高位下降到今天6%点几左右，这种比较低的速度的增长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L型的这一横会有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看到去年下半年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好转，我个人的解读并不是说结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取得了一些成效，而这个结构改革还不足以使中国的经济走出L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认为去年一年的货币和财政的紧缩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就会使我们在思想上产生松懈，回避推迟紧迫的供给侧制度改革，怀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应用传统的方法应对经济的下行。不仅无法使经济走出这个L型，而且还将浪费我们用日益稀少的政策资源换来的时间，耽误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一种以为改革已经见效，这样的观点，经济即将反弹，是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具体工作是不利的。

中央做出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决定是我们将放弃拉动需求而转向供给，过去我们一谈经济增长就会说需求不足，那需要政府政策来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宣告了这一思路的结束，今后的改革动力是转向供给侧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供给侧所有的改革措施应该以提高供给侧，也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中心，而不是去创造那一些虚假的所谓的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能增加员工的工资，收入的增长才能产生消费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有用于投资的资金。那么才能够产生投资需求，当然企业也可以从银行借贷来进行投资，但考虑到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了负债已接近极限，继续借债将使金融体系不堪重负，增加债务危机的风险。同样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政府才能增加税收。

为什么都从企业的效率出发，我们想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像很多人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由需求决定供给。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并不是因为需求疲软，而是因为企业经济的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使供给侧的效率提高，才能够带来新的需求。

把过去我们所相信的需求决定GDP的逻辑反转过来，供给侧是企业的效率决定的需求。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超越了需求不足的肤浅的解释，从价值创造的本源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GDP说到底是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创造不是由宏观政策完成的，价值的创造是由企业完成的。因此我觉得供给侧的这个观点、供给侧的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标志着政策方向的改变，而且也是对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是正确的思路。

在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现在各行各业已经产能过剩，你还讲提高企业效率，岂非意味着更加严重供需失衡，供需已经失衡，还要提高供给侧效率不是自相矛盾吗？在供需失衡情况下，在供大于求情况下，似乎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创造需求，那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供给是“有效供给”，不是一般的供给能力，而是有效供给。

什么是增加有效供给？

什么叫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就是有需求对应的供给，我们要定义一下，有效供给是有市场需求对应的供给。

我们知道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但是不少特种钢国内还无法生产，说明什么？说明在很多的品种上供给不足，对于这些特种钢我们还需要进口，我们也知道手机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但是问一下各位如果华为和苹果公司推出新一代手机，各位买不买？还是会买，依然有市场需求，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你的产品能够给市场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性价比，需求根本不是问题。我们说的产能过剩是指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它们的产能过剩，而对于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永远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对于这样的供给我们称为“有效供给”。

所以有效供给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企业要向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前所未有的技术，前所未有的服务。这是有效供给。这是我们讲供给侧提高效率的主要含义所在。当然，你也可以生产现有的产品，你生产现有的产品但是你必须要用创新的方法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在市场上求得销路。

我最近在基层跑得比较多，看到的一些企业在传统了行业中就调研过一家西服生产企业，虽然全国服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是这一家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产能不够，最近正在投资扩建产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它进行了创新，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将过去手工生产的定制化西服，把它转换成为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交货期缩短了75%。虽然它的产品还是老产品，但是由于它进行了创新，价格低，交货期快，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性，需求照样不是问题。

增加有效供给，意味着企业必须提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或者用低成本来实现价格的下降。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企业进行创新，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我们讲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供给侧不需要什么政策，特别是不需要什么工业政策、产业政策，在去年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中，我是坚定的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市场经济不需要产业政策，但是供给侧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没有这些制度保障，企业进行创新就非常困难，而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中国的经济就无法走出L型。

走出L型增长，需要提供四项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在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第一项措施，首要任务是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建立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它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持续地创新产品和技术，产权保护的意义还在于减少和杜绝山寨盗版产品和假货，提高创新的回报。山寨产品大幅度地减少了创新者的回报，使得他们没有激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创新。所以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关系到中国创新经济的建设，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二项措施，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适当地缩小国有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规模。

这是本人个人的政策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很快就会采纳这一些建议。为什么要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为什么小缩小国有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规模？这是因为创新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创新是新技术在市场上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经济活动。

从本质上来讲，鼓励创新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而不是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个激励体现在什么地方？如果创新成功，企业家可以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创新滞后，就有可能被市场无情的淘汰出局。对于创新而言动力和压力缺一不可，而在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也缺乏创新的压力。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无法分享创新的收益，因此他在创新方面是缺乏动力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承担市场竞争下的倒闭压力，所以他的创新也是压力不足。因此创新的主体只能是民营企业，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第三项措施，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

创新需要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创新需要资源的自由流动，需要提倡敢于想象敢于尝试，不以失败为耻辱的企业家精神，那你必须有一个松宽的思想环境，使得企业家敢想敢做。在互联网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中国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BAT它的市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在互联网早期的发展阶段，政府的管制和敢于比较少，所以这些公司才能成长出来。

大家都一致认为，我看到的可能是共识，如果让各位举出一个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大家都会说深圳，有深圳来得在鼓掌。为什么深圳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我个人认同这一个判断，因为深圳市政府管得少，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各地的人、各地的优秀分子带着他们的思想到一块儿新开发出的土地上比较相对自由地发挥。使得这个城市具备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创新能力，所以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政府少管，市场自由，这是创新的关键。就在前几天在4月18号，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这就是几天前的事，“重申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如果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政府需要放松和解除管制，这样的一个氛围才能够逐渐的形成。

第四项改革措施是全面的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而且在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部门的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市场要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不是重要作用，而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减税有助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的行政配置转向由企业的市场配置，只有通过企业在市场上进行配置资源，才能够产生创新的产品和创新的技术。

所以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供给侧不需要宏观政策，不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但是供给侧急需我们推行制度改革，在保护产权上，在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在放松和解除管制，在减轻企业负担上，做出制度上的调整。供给侧改革既不是变换名词新瓶旧酒，也不是可有可无口号宣传。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执行这一战略思想，就可以完成从政府拉动需求到企业创造有效供给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迎来中国经济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