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不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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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意淫了，日本其实是最不可能开战的国家。

很多中年人眼中，日本人至今也没能脱离抗日神剧中手摇太阳旗、垂涎花姑娘的小鬼子形象。他们的商人在酒店中藏有抹杀历史的书籍，他们的政客尝试霸占别国领土：这个国家仿佛永远在重复过去的错误，不知悔改。

无数充满偏见的故事使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事实上绝大多数日本人并非如此，他们对曾经举国疯狂的时代充满厌恶，民族自豪感降到了历史最低，也不再源于对天皇的效忠和对他国的践踏。

绝不可能再做忠诚的皇民

2013年，大阪市长桥下彻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极右言论，宣称慰安妇为战时日本士兵带去了慰藉，因此是非常必要的。该事件该事件很快引发了来自中国、韩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的抗议。

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台湾、韩国民众的抗议。2015年5月17日，桥下彻的“大阪都构想”被市民投票否决，在2015年12月任期结束后退出政坛 /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的反应：日本国内对桥下的过激言论有相当大的反弹。《纽约时报》称，日本的一则民调显示，约70%的受访者认为桥下的言论是失当的；或许是惮于民众的压力，很多政界人士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些媒体甚至据此直接宣布了桥下政治生涯的结束。

过度膨胀的国家意识与极端民族主义曾将日本带入战争的泥沼，战后的隐痛无时不在提醒日本人需戒除盲目自大的坏毛病。过度膨胀的国家意识与极端民族主义曾将日本带入战争的泥沼，战后的隐痛无时不在提醒日本人需戒除盲目自大的坏毛病。

2011年3月18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前往岩手县山田町漉矶地区救灾的紧急消防援助队大阪府队之车队 /Wikipedia

2015年，NHK对全国20岁以上的公民进行行了一次有关战后70年的民意调查，当问到1945年后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时，87%的受访者认为战后构筑的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

在这份调查中，日本人认为战后影响最大的事件前五名是：东日本震灾、泡沫经济的破裂、高度经济发展、东京奥运会和日本国宪法的公布。而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冲绳复归、昭和天皇去世以及自卫队创设等与国家意识相关的事件几乎都非常居后。

日本冲绳战役纪念碑前为受害者祷告的老人 /KYODO

不可否认的是，谋图回到过去的极右势力在日本确实拥有存在的空间，他们终日叫嚷着日本帝国复兴、否认侵略历史；但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日本民众看来并不是什么善种。

聒噪的街宣车以及他们和黑社会之间暧昧的联系影响到了大家的正常生活。他们对主流政治的干扰也被视为是破坏正常正常秩序的行为。这些右翼势力曾长期阻挠日本各大工会的集会；极端组织日本皇民党还在20世纪90年代对前首相竹下登进行过长期的骚扰。

此外，他们还以暴力威胁自由派媒体。1987年，一名极右组织成员冲进《朝日新闻》社阪神支局，射杀了记者小尻知博。1988年，《朝日新闻》报道了裕仁天皇患癌病危的消息后，一个听不了天皇坏消息的人从窗外往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扔进进一枚闪光弹。

日本右翼团体“敬爱倭塾”的街宣车 /Wikipedia

很难想象，日本民众会信任这样的组织。

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

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快速脱离战前激进的忠君献身思想，转而拥向温和的民族认同呢？这主要得益于美军占领时期对日本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美国在占领期推行民主化的基本思想是：是：日本社会和民众是良善无知的，他们只不过是被上层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误导了而已。所以占领期的改革常常被称为“从天而降的革命”——民主化先要移除上层的病灶。不论是东京审判、天皇的《人间宣言》，还是解体财阀；都是将旧国家机器与日本社会的分离的努力。

战后废除国家神道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举措之一。神道的形态致使其本身很容易沦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同中国的儒家一样，神道鲜有西方宗教对精神世界的内省与救赎；与其说神道是一种宗教，不如称其为一种维系整个日本社会联系的一种手段。

2014年4月6日，日本川崎，当地民众庆祝神道生育节到来，人们抬着粉色的巨型男性生殖器模型游行 /视觉中国

江户时代，神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它的地位远远不及佛教和儒家，仅仅是前两者的附属品。明治维新后，神道被政府立为国家宗教，其叙事中的天照大神成为了日本最重要的神明，而它的后裔天皇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政治家们有意将神道国家化，将国家意志输入神道之中。通过将神道无孔不入地渗入中小学教育、重大国家节日以及大众媒体中，来宣扬忠君思想。除此之外，政府还用财政资助神社，建立学校来训练神职人员。从1868年到1945年，神道成为了日本政府用来整合国家的重要手段。

二战时期，国家主义者利用神道中论证天皇、日本人与世界的关系创造出来了“八纮一宇”、“国体”等宣扬扩张的概念，借由神道思想为海外侵略和军事动员提供了合法性。

1945年后，盟军在日本签署了“神道指令”，认为国家神道给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温床，要求废除一切政府与神道的联系。虽然国家神道的核心——天皇并未被罢黜；但是自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称自己并不是神明之后，日本人就很少盲目崇拜和服从天皇，更不用说相信恢复日本帝国的鬼话了。

1946年裕仁天皇签署《日本国宪法》 /Wikipedia

斩断神道——这一日本社会的信仰，和国家政治之间的联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果。1988年，天皇病危的消息传出后，日本民众中间出现了广泛的同情；很多声音据此预言道，天皇的去世可能会引发民众对其在二战中所作所为的同情，右翼势力有抬头的危险。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89年裕仁去世后，民众对他的悼念仅仅止于对裕仁个人的哀思和对昭和时代的怀念。据媒体的报道，很多人在官方悼念期结束前就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同样地，他的继任者明仁是否会掌管神道教，或者谋求更广泛的政治权力，也鲜有人关心——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保守阵营内讧，复兴帝国只是空想

京都大学教授村松岐夫提出，日本政治是一种“有规则的多元主义“，虽然政府和官僚十分强势并且维持着现有秩序，但反对党和各色的利益团体同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举国不能真对一个政策形成共识，某个党得到再多的票数、再多的席位，也只是徒劳。

另外，保守主义者其实也从未形成坚固的阵地。在日本，同情或支持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力主要有三者：自民党、极右翼组织以及黑社会势力。史卓纳奇认为，这三者从未形成坚固的联盟以有效地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们经常产生不同程度的斗争。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时是现任日本自民党总裁 /Reuters

右翼组织与自民党历来不和，他们认为，比起意识形态，自民党显然更在乎的是权力。自民党与商界亲密的关系在他们眼里也是侵蚀国家精神的元凶。

除此之外，右翼组织的理想是复兴二战前的日本帝国；而自民党则是依靠战后新秩序而崛起的，这种完全相左的历史观使两者很难真正结盟。如果自民党真的接受了右翼组织的愿景，那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即使在自民党内部也很难达成共识，自民党内部宗派利益复杂，派阀冲突激烈。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由来已久，1955年自民党成立时，就存在多达11个派阀。而今天的自民党依然延续着这种传统，包含了清和政策研究会、平成研究会、宏池会等大大小小十余个派阀。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AP

自民党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争斗便是“角福战争”。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这场从1972年开始的斗争，塑造了日本近年政界分野的基本图景。角福战争中争斗最激烈的方面之一就是对外政策。比如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田中角荣坚持与华修好，而福田则因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极力反对。

这种多元利益的环境已经不同于二战前皇权主导的日本政治，很难预料不同声音争论下的日本社会到底走向何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不会一头撞向帝国复兴的南墙。

宽松世代并不爱国

日本研究学者史卓纳奇（Bruce Stronach）在研究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著作Beyond the Rising Sun中指出，日本今天依然存在很强势的民族主义，但其和二战时期又国家引导的、政治化的形式不同，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2016年1月11日，日本东京，年轻女子穿着和服参加一个游乐园参加纪念日庆祝活动。根据政府公告，1995年日本仅120万新生儿，标志着日本少子化时代的开始 /Reuters

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日本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连系。日本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在日长居的外国人仅占总人口的1.4%；除了外国移民稀少，其境内少数民族：部落民、冲绳人等也只是全国人口中极少的一部分。

另外，史卓纳奇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人非常喜欢打听别人的出身，用地域来标榜各自的特点。他认为，这种现象恰好反过来证明了日本境内的地域差异正在逐渐消弭。

据统计，2015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数量的93.5%，高度的城市化消解了本就不多的地域差异；再加上大量的人口涌向大城市，乡村老龄化、少子化严重；日本各地正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2012年1月15日，日本福岛县，福岛第一核电站瘫痪后20公里半径禁区内的一整条购物街都空了 /Reuters

这种基于共同文化的民族主义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自豪感。很多民调显示，日本人近年来民族自豪感在不断上升。

2008年，NHK的一则民调显示，20至2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98%为自己是一名日本人而感到自豪。这份自豪已经不是上世纪30年代时的忠君思想，而是更多地来自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社会现状的肯定。

2016年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出版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人的对国家的自豪感因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良好的社会治安、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卓越的文化艺术。而与真正与国家相关的因素：”团结一体的国家“只排到了第12名。

2016年，日本人国家自豪感各项因素排名 /日本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

虽然日本经历了20余年的经济不景气，但在这20多年中，日本由一个依赖高增长的暴发户转变成了一个真正成熟的发达国家。

根据NHK的民调，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正在医疗、社会福利、高科技以及公共秩序等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东京大学教授三浦笃认为，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过去被硬实力支撑着，而现在正依赖着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风行世界的日本文化：动漫、流行音乐、保存完整的古迹和传统文化都是日本人不情愿出国旅游的原因。

东京漫画公司在日本千叶县动漫展览上的模特 /Twitter @yoshiryn

当年轻人们因为爱而自豪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cosplay、电子游戏和偶像的时候；让他们再次回归战场，高喊万岁进行自杀冲锋的说法简直不足一提。

而当他们因为轻易煽动起来的憎恨而高喊爱的口号时，才真的值得警惕。

参考文献

Dower, J. W. (2000).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WW Norton & Company.

Hoffman, M. (2011). Renewed National Pride will Shape Japan’s Future. The Japan Times.

Lind, J. (2013). The Limits on Nationalism in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Over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Social Awareness. (2016).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Cabinet Offic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Shimazono, S. (2005). State Shinto and the religious structure of modern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3(4), 1077-1098.

Stronach, B. (1995). Beyond the rising sun: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荒牧央, & 小林利行. (2015). 世論調査でみる日本人の 「戦後」:「戦後70年に関する意識調査」 の結果から. 放送研究と調査, 65(8), 2-17.

金熙德. (2008). “角福战争” 的内涵, 谱系及其新态势. 日本学刊, 4, 004.

撰文｜朱凯

编辑｜鲁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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