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啥对移民“开刀”？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一周就签署行政命令，暂时禁止难民和部分穆斯林国家国民入境。该禁令执行当天，来自受限国家的大量旅客被迫滞留机场。这一禁令遭遇了来自民众、企业、立法、司法甚至行政部门的强烈反对。司法部代理部长曾要求司法部律师不得为特朗普的禁令辩护，并因此被特朗普解职；当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也被解职。禁令颁布后，美国各大城市和 30 余个机场都出现抗议示威；此外，美国 15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检察长也联名谴责特朗普禁令，称之“违宪、非美国、非法”。

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也是美国的立国基础。反对者认为特朗普的禁令违背了美国的开放精神，尤其是自民权运动以来所秉持的多元化文化价值。

在反对声浪中尤为突出的是美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在内的诸多大学以及谷歌、微软、脸书、苹果、亚马孙等高科技公司，以及通用电气、福特、星巴克、可口可乐、高盛等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发表声明，对特朗普的禁令表示质疑乃至反对。微软和亚马孙等公司甚至参与反对特朗普禁令的法律诉讼。

他们反对的原因不仅是出于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更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从全世界吸引人才是美国长期维持强盛的重要基础。哈佛大学校长 Drew Faust 在信件中强调，“国际学生和学者对我们 (哈佛) 的自我身份和优秀至关重要”。苹果 CEO Tim Cook 在声明中称，“苹果坚信移民对我们公司和我们国家 (美国) 未来的重要性。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更无法像我们这样兴盛和创新。”

移民是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移民创业发挥了经济加速器和科技加速器的双重作用。目前在美国，移民获得了 1/3 的创新专利; 创建了 1/4 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 50 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在硅谷，36.4% 的人口出生于国外，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等非传统白人国家。

在互联网科技浪潮中，具有移民家庭背景的人才更是为美国撑起了半壁江山。比如，乔布斯的父亲出生于叙利亚；谢尔盖·布林是俄罗斯裔企业家，扎克伯格的祖辈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等地；马斯克出生于南非。如果美国当初将这些移民家庭拒之门外，或许如今也就无法拥有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伟大的公司。

根据谷歌 CEO Sundar Pichai 给员工的信件，该公司至少有 187 名员工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受到禁令影响。现在已经有传闻美国将大幅提升 H1B 工作签证薪水门槛；这类措施将会大大减少外国学生和人员在美国就业的机会。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从 2000 财年至 2009 财年， 美国吸引技术人才的 H1B 签证获得者中，46.9% 来自印度，8.9% 来自中国。

针对美国名校的毕业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应当将有才能的人留在美国，但他的首席智囊班农，在列举了有关硅谷 CEO 中来自亚洲比例的一个夸张数字后，表示美国不只是一个经济体，还是一个公民社会 (Civic Society) 。一般的解读是，班农所指的公民社会意指代表本地人需求的社群。从这段对话可以猜测，特朗普可能依然会接受有特别才能的人才留在美国，而班农则似乎觉得现在来自亚洲的人已经太多了。

虽然遭遇强烈反弹，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禁令所代表的限制移民倾向，在美国其实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针对该禁令，路透/益普索民调的结果是，49% 支持，41% 反对；而盖洛普民调则是，42% 支持，55% 反对。如果民调是采用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支持禁令的比例甚至更高一些，说明在人们在私下更认同特朗普限制移民的做法。

实际上，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直接因素来看，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美国经济，但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不减还升；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以工薪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弱化，激发了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移民的怨恨；而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袭击更是渲染了这种情绪。

此外，美国自 1960 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思想，从政治权利平等扩展到涉及各种族裔、宗教、移民、性取向者的政治正确。这些理念逐渐主导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商业媒体、娱乐业，与中西部以及受全球化严重冲击的传统工业地区的蓝领白人的诉求逐渐脱节。

更深层的因素可能涉及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历史上，美国曾被称为民族熔炉，但这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高的欧洲移民而言。而拉丁裔、非洲裔、亚裔等族群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有别于美国传统的欧洲裔白人。这些族群的壮大，使美国正在从一个民族熔炉转变为民族拼盘。

美国历史和政治学者，《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亨廷顿于 2001 年在《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杂志上写道，“拉丁裔移民的持续流入有将美国分割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危险。与之前的移民群体不同，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裔没有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而是在从洛杉矶到迈阿密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飞地，并拒绝促成美国梦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观。美国忽视这个挑战将置自身于险境”。

由于美国白人生育率相对略低，加上越来越多的非传统白人国家的移民涌入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率不断下降，从 1950 年的 87.5%，降到 1990 年的 75.6%，再降到 2015 年的 61.7%，预计到 2030 年将降为 55.48%，到 2060 年将降为 43.6%，从而成为少数族裔。在 2014 年，美国公立中小学学生中，非拉丁裔白人的占比就首次跌破 50%。

在一个多族裔社会里，主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从 90% 降到 60%，对社会生态和政治格局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占比从 60% 降到 40% 将可能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冲击，特别是当这种变化伴随着经济放缓、贫富差距扩大等困境。前苏联在 1991 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 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 (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较之以前，美国这次大选结果就深受种族因素左右。特朗普相对于希拉里，虽然在全美票数上是 46.2% 比 47.9%，但在白人票数上则是 58% 比 37%。即使在拥有大学学历，以及 29 岁以下的白人中，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也要多于投票给希拉里的。而在少数族裔中，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则远为更多。 这种差异体现了种族之间巨大的裂痕；更为复杂的是，这种裂痕在公开场合却可能被掩饰。

历史上，美国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限制就是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直到 1943 年才被废除。由于不满于民主党推行的很多政策，如在入学和就业方面照顾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所谓平权措施，以及在公立小学允许不同性别自由如厕令，部分华人在此次大选中高调支持特朗普，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迄今为止特朗普对华人支持者并未表达过致谢。

特朗普也是至少自 1976 年福特以来第一个在中国春节未向华人祝福的美国总统，虽然他的女儿伊万卡在春节期间曾拜会中国大使馆祝福中国新年。从各种迹象来看，特朗普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人士在不仅在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攻击中国，更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释放出对抗信号。班农甚至指称中国与伊斯兰教是美国未来两个最大的威胁，并表示 5 到 10 年内中美将在南海一战。虽然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最近表示目前没有军事行动的必要，但万一中美陷入军事冲突，在美华人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拥有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成熟的政治架构和稳定的制衡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应不至于出现大范围的动荡，但特朗普的当选已经加深了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比如，之前未被当真的加州独立运动组织在特朗普胜选后，递交呼吁加州独立的公投倡议，并获准可以征集签名；如果该倡议能征集到 585407 个有效签名，加州选民将在 2018 年 11 月的州长选举中，就是否修改加州宪法允许独立公投进行投票；如果成功的话，加州将在 2019 年 3 月公投决定加州是否脱离美国独立。根据 2017 年 1 月路透/益普索的民调，32% 的加州受访者支持加州独立，这个比例比 2014 年高出 12 个百分点。

当然，别说 2018 的投票和 2019 年的公投几乎都不可能通过，就这两次投票真的成功了，美国宪法也没有明确的路径允许任何一州独立。尽管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边缘性的加州独立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并步入实际操作过程，而且在民调中获得近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反映了美国的内部分歧越来越严重。

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大选投票结果上。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人票，但在加州所获的个人票数却比希拉里要少287万张，而在加州以外则要多出 140 万张。虽然加州与美国其他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人口族裔构成的特点，是投票差异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早在 2015 年，拉丁裔占就占加州人口 38.8%，超过欧洲裔白人成为该州第一大族群。

在特朗普签署禁令一周后，西雅图联邦法院就裁定暂停特朗普的禁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随即通知航空公司恢复正常运作，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撤回此前根据行政令撤销相关国家人员签证的决定。特朗普在推特上声称将推翻这一“荒谬”的裁决。之后，美国司法部针对西雅图联邦法院的判决上诉，要求立即恢复禁令，但被联邦上诉法院巡回法庭拒绝。有关特朗普禁令的角力无疑将继续下去，而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未来方向也不明朗。

中国自 197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与外部的人员交流日益活络。截至 2013 年，中国的海外移民存量已达 933.4 万人，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根据 2015 年中国国际移民年度报告，目前全世界有 6000 万海外华人。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数有 85 万人，而且在持续增长。中国成立移民机构统一规范和管理移民事务也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以特朗普禁令为标志的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变局，值得中国关注和思考。 比如，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措施能否成为中国大力吸引海外优势人才的机遇？ 什么样的移民准入政策，才能确保中国国民的利益被优先考虑？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才能保持和强化凝聚民族凝聚力？只有对这种种问题未雨绸缪，才能消除民众对移民问题的忧虑，制定出良好的移民政策，并最终造福于中华民族。

作者梁建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