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需要逆转泛权力与资本化管理精英

　　（穷忙许久，没有写东西，先前以为自己正在失去对事物的敏感，是才思枯竭的先兆。颇为沮丧。今天得闲且有心，也懂得了写作对于个人的好处。其中的乐趣与排遣，是其他的人与事不可以给与的：能经常地抽空写点东西，不仅益于健脑，也确实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幸福与自由啊。何况是，一个深刻洞察社会与人性的智者，身处信任与美德愈趋丧失的社会，写作更能养护其孤独的内心；亦是能让读者在不断获得明晰真相的辨析能力与应对策略的同时，感知到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之光。）

　　在论坛现场，大家较为关注的是，根据国家教育部教学司〔2009〕22号文件《关于编制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的通知》对相关考试模式改革的规定，从2010年开始，MBA、MPA、MPAcc考试合并统称为“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从此一新称呼开始，今后大学毕业生（包括往届和应届在内）只需要报考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即可以在研究生期间自由选择MBA、MPA或MPAcc方向。论坛进行中，我讲道，结合此一考试改革所反映的社会现状而言，也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管理精英确实是包括三大类主体的，分别是企业管理精英、公共管理精英、会计与财务管理精英。不过，以现实政治权力与企业资本处于社会地位的排序来看，这三大主体的真实位置应该序齿为：一类是公共管理精英，二类是企业管理精英，三类是会计与财务管理精英。

　　现场大部分人认为，教育部的此次改革，以及去年的“取消报考者工作经历年限要求”的政策改变，实际上早就标志着中国MBA精英教育的失败，也是还原了中国企业洋化管理教育落体回归到“真实”的本相：我们从来都是学习是一套，实践是另一套。有人不客气地埋怨，这等于在强调，学习书籍知识是无用的，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他还说，这句话还得加上另外一句话。也即可以从找出前面问题的原因之后得出：为什么说前者是洋化管理教育落体回归到“真实”的本相的表现呢？原因还不仅仅如此，更因为我们自古至今，学习和实践总是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

　　我说，以是否有“用”作为准则，并非完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既要知道个人选择是否有“用”，也应知道做出这类选择的原因及其性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从何时开始，这个民族就已习惯将学习当成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而不仅仅只是当成获得真理知识的工具了；并且，我们还知道，人们这样做未必不是“明知故犯”，多数时候都是源自知其有用，而主动地进行这样的思考与行动。我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人就是善于找到有“用”的知识和方法，而懒得搭理这背后的原因及其性质，他不是天才，就是自小耳濡目染抄袭了身边人的真功夫，但肯定不能称为合格的管理类研究生。因为一名合格的管理类研究生，首先得读书，然后才能毕业。

　　我以为，排除目标的学习是毫无价值的，任何人和社会的行为都肯定有着相应的目的。但问题是，为什么MBA教育经过近20年的发展，MPA教育也历经超过10年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发生整合为“管理类研究生”这类改变呢？

　　姑且不论教育领域存在产业化与遍地开花式的桩桩弊病，有人就说了，管理从本质上讲是互通的，核心差不多，同样的道理适当调整即可互用。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从社会治理方面讲，是否“姓资姓社”或许同其目标的关系不大；但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的确是从性质、目标与方式等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除非针对社会的公共管理，其目标时时刻刻只是为了维护个别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否则，只要其中有一项公共职能是为造福社会的目的，其同牟利营私，这两者的各样言论和治理模式及其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肯定是存在天渊之别的。这里必须明白，企业公民自愿的社会行为和政府的法定公共职责，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二者在性质及目的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也有人说了，将会计与财务人士也提升至管理精英的行列，不仅是一种社会态度的反映，更是一种特定社会模式的标志。另外有人较有深意的说，这是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实施“国进民退”经济改革策略之后，多数企业结合现实在战略路径方面对配套人才进行的选择。这两个观点是深刻的。

　　在我看来，谈及管理类教育改革及其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此一管理类考试体制的改革确实是还原了人才与社会的关系的真相，也依旧证明了教育不过仅仅是作为人才与社会的前端媒介这一真相。后端媒介是人力资源市场。但“非议”是没有意义的。毕竟排除在政治权力阶层之外的我们，除了不知道下一年度是否也会“说改就改”之外，这些真相背后的真实原因，才是真正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

　　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需要谈及人力资源。这里我们先要谈到人才问题。具体的人才，首先是个人。是个人，就要论及个人奋斗话题。

　　可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公有制不占国家垄断的统治地位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提倡和褒扬个人奋斗精神的。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那也是中国人最讲究和需要精神道德的时期。而在公有制取得绝对地位的数十年间，普通人的奋斗倾向则是危险的，是要被剪灭的，个人基本上都是按计划进行人才选培与调配的。这是一个精神道德被暴力压制的时期。再之后一直至今，有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近10年的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举，个人奋斗者得以出现小心觉悟期；二是在国家倡导和鼓励“国退民进”似乎成为大势所趋时，个人奋斗者进入掘金的黄金期；三是最近4年来，以及今后大致还要持续的数年间，“国进民退”等政府介入性的政策在方向调整方面，以及公权力资本化（亦可称之为“政治权力泛资本化”，也即以权换钱、因权捞钱，但未必一定仅仅为谋个人之私，也可以是为谋少数人或个别集团之私）的趋势不会改变。而这个数十年间，精神道德不仅被暴力侵占与驱逐，而且，唯物是图的物化道德已经吞噬了社会思维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就物化的主要媒介性载体来说，对于社会在未来一些年的发展与变化，也是反映出一些方向性改变的：过去流入社会的钱，或者准确地说，流入非政治权力的个人奋斗者口袋中的钱（非仅指纸币），现在及今后，将大部分逐步流入政府的保险柜，少部分将叠加流入政治权力个人奋斗者及少数附庸者的银柜。

　　这个政治经济领域有关金钱流动的最终方向性问题，并没有改变个人奋斗者成为时代以及社会精英的方向。仅仅出现了微调：所有的，若想真正获得实践上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必须紧密围绕在政治权力者及其代理人的周围。这是一种敏感的倾向性个人与社会的变迁。可以从最近民间思想领域出现的所谓“左派归来”以及对其批判，相互之间所产生的猛烈争议，得以验证。

　　不过，本文并非谈论思想，是谈人才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问题。

　　我认为，既然主张个人奋斗早已成为社会造就精英的主流价值观，那么，我们再说现实的教育违背了“学习是为获得真理知识”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个人奋斗获得成功，衡量的只是目标的获得与否及其程度如何。既如此，为了成功，自然可以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不择手段。学习，也就不过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当然，照此而论，在真理知识、高雅艺术或其他技能也能充当一种或多种实现手段的条件下，人们照样也会积极追求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国士之风”，世人遂多习附庸风雅之术；而战乱时期，颇以投军学习搏击与战争之技为荣。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及时指出来，以免陷入词义的冲突与矛盾之中。“知识”究竟是指什么呢？它确实是需要学习并值得学习的吗？人文领域的思想，是知识吗？社会科学的学问，是知识吗？贴近生活的发明创造，是知识吗？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实验，是知识吗？以及那些过去的历史、经验与手工技能等，也是知识吗？回答当然都是。这里的关键是，相对于将个人奋斗当成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这些知识首先对个人奋斗的价值，其次对社会需要的价值，究竟如何？其差异及其标准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实际上我们对此不得不予以认可，但难免经常诟病的标准是在“有用”或“无用”之上。这产生了如下的个人价值判断标准：

　　凡是有利于个人奋斗的，都有用；凡是不利于个人奋斗的，都无用。

　　但是，从社会发展必须符合真理规律的角度讲，在性质上，凡是不符合真理要求的知识，都是不正确的；再实施这些知识限定的行为，也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在物的水平上的不断提升，及其由此出现的个人奋斗至上价值观，一旦社会人在物的控制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越来越失去均衡性，则社会愈趋呈现为金字塔式结构：由于权力（以武力作为要核）与财富（以金钱作为资本）更为集中，直至出现独裁的政治权力与垄断的企业资本，政府高官和亿万富翁们的个人意志也就自然地左右了社会的进程。那么，就个人奋斗能否达到目的，并实现特定的理想目标而言，“有用”或“无用”的东西往往又是同其根本性质无关的。因为许多事情能否办妥、许多目标能否实现，不是由真理知识及其道德要求所决定，相反却是越来越多地由掌握了物化工具者（权力或资本的代理人或中介或媒介），特别是由物的更大所有者（更为有权的人或更为有钱的人）所决定。也就是说，随着权力与财富的越来越集中，绝大多数人失去了主张个人权利的物质基础，个人权利这类精神诉求就成了无本之木，民主之魂魄无处可栖。因为大多数人一旦失去物，也就说明了社会失去了相互牵制与督促的物质基础。从此以后，真理和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与约束作用；并且，随着权力开始侵吞、占有与控制财富之后，这种状况会变得更为严重与难以逆转。

　　再提升到社会层面。那么，现实存在的问题，究竟是学习和实践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呢，还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矛盾呢？我以为，都是有的。譬如，“一布遮百丑”的经济挂帅，可以遮掩一切社会矛盾，等等。但这些都不过是客观的表现形式，或是社会表象而已。上一段表达的本质决定性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MBA、MPA以及MPAcc是否被中国式管理（以最终的暴力作为制度圆心）全部同化或整合，这里其实只反映了一个问题。无论是政治权力决定了企业资本的命运，还是企业资本间接地促进了政治权力的命运，实际上不过是说明了，对于现实的个人奋斗者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权力和企业资本决定了中国人才的个人命运。

　　这可以从我所熟悉的MBA朋友们的经历中，随便举出一些例证。譬如说，自从当年毕业以来，那些雄心勃勃的和那些处心积虑的同学以及熟悉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命运殊途。那些成绩和见识优异，一心追求着成为职业管理者，主动参与招聘竞争而进入市场化企业（以民企和外企为代表）或创业的人，如今大多风雨飘摇，数年间运程多舛；那些无心参与激烈的自由招聘竞争，甚或是一些学习和考试靠“抄帮代”，以及毫无社会追求的人，他们设法寻找或通过关系进入大型国企或事业单位的人，如今大多有房有车，生活稳定无忧。

　　比如说，当年那所理工大学里思维活跃的MBA们，踊跃地进入一些大型知名民企，之后，要么因为企业CEO因忽视经营与权力层之间的关系而致企业出现致命问题，要么因为CEO惟资本与权力马首是瞻缺乏人才与企业命运休戚相关的意识，有主动跳槽的，但更多都是不得不屡屡被迫卷铺盖走人的。对于大多数的民企CEO及其购买的所谓的忠心耿耿的人力资源主管来说，积极塑造人才蓄水池以保持一定的员工流动率，来实现员工在工作绩效和用工成本方面的最优化，早也是公开的真相。就此而言，可以说，这一个对于全体员工，并涉及广泛的社会求职者利益的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是国内无论哪一家知名民企和哪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都毫无例外的。这里也可以仅就民企与员工及劳工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律而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这类企业资本如何试图或正在媾和政治权力，也无法改变若干年之后，员工及劳工权利诉求必将进入社会运动层面，全体民企都会受到真理权利的猛烈冲击，甚至是复仇。

　　不过，这里还是从获得财富，特别是就生活舒适的程度比较而言，市场化的同学或朋友们，如今是远不如那些依靠背景或特殊关系跻身大型电力公司以及东风汽车等这类国有企业的那些同学安全和滋润的。而在另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同学呢，一些进入外企工作者，随年龄增长，也备受工作强度或压力之苦，有一些更流露出逃离出境的想法……

　　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可以通过MPAcc已经同MBA、MPA并驾齐驱这一事实得到充分体现的。这不仅说明社会高度尊重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领域在财务方面的良好数据表现，从大的方面讲，这还说明了股市作为社会经济风向标的意义；而从另一个侧面，这反映了社会确已走上权力资本型发展路径，要么是权力从逐步倾向并最终倒向资本，要么是资本积极投入权力的怀抱。因此，实践中，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私人管理，早就开始全面贯彻经济指标挂帅的精神了。与之相关的是，在对于开发资源、固定资产项目运作及其相关的投融资领域，过于重视与主导资金的流动性，而刻意忽视巨量热钱的危害与上市公司数据造假，几乎是同时造就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与泡沫价格的居高不下，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制造业过于依赖外贸的局势。

　　但是呢，这些“愈来愈好”的数据难以改变MBA、MPAcc是确实是不同于MPA的。权力层强行将此三者及其群体所追求的个人目标简单一致化，以至丧失了职业之间的制衡性。其弊端及其危害，必然是深远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公有制社会摒弃个人奋斗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个人奋斗如果缺乏完备的法律限制，以及公权力缺乏合理与有力的制衡，必将导致法律经常地被私用，也即谋私利者不会忌讳任何能够确保个人或隶属的集团利益的手段。结合制衡的深刻意义，接下来稍为深入地加以展开。从职业属性方面讲，这好比法有公法和私法。是因为特定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以及保护的社会关系，确实有异。所以在法律实践中，必须将公法置于私法之上；并且，无数次的宪政实践早就证明了，法律架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必须存在明显对立的权力制衡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在秩序和经济发展上的总体目标一致。

　　再仅仅就职业道德而言，公共管理、企业管理，以及会计与财务管理，它们所分别追求的目标是同其职业分工有差异，甚至是相反的。这里还必须要明确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是不同的。首先，个人道德不一定从属于职业道德，职业人下班之后没有工作的义务，这是加班必须获得超额报销的法理基础；其次，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之间必然相互促进，职业人很难简单地划清职业与生活的界限，这是制度管理因而永远存在漏洞难以做到绝对严密的人性基础；另外，因为处于绝对的政治权力与垄断的企业资本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经常会不得不出现割裂与对立。比如说，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个人道德修为较高的人，仍然无法超脱于职业道德约束之外，他们依旧可能为了维护CEO利益（忠于CEO），甚或是维护组织或企业利益，而触犯职业道德准则，甚至是走向职业道德的对立面，等等。再延伸地讲，公共管理的职业目的是为社会发展，企业管理的职业目的是为企业发展，会计与财务管理的职业目标是帮助企业更好发展。

　　从性质上讲，公共管理和后二者是公私分明的。从均衡社会结构的角度讲，公和私之间，是绝对不能存在互帮互助的关系的。亦可知，如果没有首先由民众自由制定的好的法律，而后又缺乏政府严格依法维护的良好经营秩序，可见，所谓“政府帮助企业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违背法律道义与宪政道德的。

　　由此，在我看来，政府帮助所有企业的最好方式，是维护好的经济环境与法律秩序，而不是随意地施与个别或少部分企业好的特殊援助。因为这样的结局，必定是会绝对导致政府腐败、不公平经营与权钱交易的。

　　因此，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及其现实表现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说，在教育考试方面，泛管理类研究生招生模式，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管理方面公私不分的直接体现；进入社会层面，也是几大职业群体，在经济领域相互勾结，以及鼓励相互勾结，并实现共同瓜分与垄断社会财富这一假公济私目标的直接证据之一。目前看来，仅仅从发生在房地产行业内的集体腐败及其相关社会问题，即可窥见一斑。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进一步地被割裂正在逐步恶化，更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简化地讲，如果公共管理精英、企业管理精英，乃至会计及财务管理精英的知识基础和价值目标，完全统一并系统化，那么，这也就直接说明社会在管理认知方面的同化与一体化，进而就必然默许并导致这些不同群体之间在个人奋斗的目标方面出现利益趋同。因为失去职业之间的均衡性，更因为政府帮助揭去职业道德责任并在公共制度方面予以护短鼓励，那么，现实必然存在，以及将要发生什么呢？

　　在我看来，至少，在违反符合真理要求的社会发展和极度利己的个人选择之间，这三个不同的管理群体必然一定会相互勾结，共同合法地私人化（侵吞、瓜分）社会财富。因此迅速加深社会矛盾的程度，直接将经济社会拉向更好、更快发展的另一面。这里请注意，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管理精英们这样做，居然都是合法的？这需要首先明确三点：一、这究竟是代表并保护谁人利益的法？二、为什么政策通常都具有超越法之上的权限？三、政策凭什么说变就变？

　　无论吴敬琏等如何强调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以及在朝政治人物一再强调保障国企的主流地位并再三刻意地“提醒”民营经济要守法和爱国经营，均无法改变完全市场化经济秩序的确是遥遥无期——这一沉重事实，也无法改变管理精英确实是由政治权力与企业资本所确定与认定——这一客观事实。

　　仅就个人道德剥离于职业道德角度，再就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可称之为“权力代言人”、“权力美言人”或贩卖中介或交易媒介）与企业家们谈笑风生的MBA与企业家们的“企业责任和公民责任”而言，他们豪华聚会的“绅士飞沫”，确实不过仅仅只是“附庸风雅”而已：大家的书柜和案头都会摆放一些相同内容的管理书籍，但大家也都会第一时间遵循台上谈的内容和私人酒桌上谈的内容泾渭分明的经验守则。这早已同书籍内容方面的知识道德无关，虽然从性质上是不正确的，但同实践经验方面的知识道德有关，却从行为上又是有用的。管理类研究生们一旦懂得这个道理，抛弃真理的可能性就是百分之百。起码，懂得越早越有利于个人奋斗。因此，在个人奋斗至上的社会，没有管理精英是真理知识的学生，所有的管理精英都知道并积极投向政治权力和企业资本所有者的怀抱。这对于个人奋斗者，确实很有用，也确实很实用。

　　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也是或早或晚是要被不断替换和抛弃的，并且每一次替位的过程都很不美好，极为残酷。只是这样的说法，不仅不是现实主义，更不是现在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并不在乎明天会如何变化，只希望今天掌握越来越多与广泛的物，并以交易精英生活作为善于控制那些物化工具及中介或媒介的手段。这对于一心要奴役社会者，确实很有用，更实用。

　　显然，如果不去逆转，那么在政治权力与企业资本共赴盛筵狂欢的繁花锦团的幕后：越来越多的市场化管理者们还不可能沐浴在完全市场化的和煦阳光之下，依旧每天起来就要饱受炙烈或严寒的折磨与考验；越来越多的管理类考生、研究生、毕业生将迷失自我和社会理想，趋同的职业道德在个人奋斗价值观的驱使下，必将更加“激发”他们既要虚伪地高调宣讲“社会责任”这类豪言壮语，但转过身来之后，他们更加深知，也要自然而然地远离与抛弃真理，掉头而去……

　　不过，对于真理者而言，也无需太过悲观。至少，从赫鲁晓夫终结极权政治动不动就肉体消灭异见政治精英史至今，民主的条件已愈趋成熟，时代已在大变局前夜，连铁腕的普京大爷都成了追求新时代的俄罗斯人的眼中钉。可见，总有一天，权力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主人，金钱会公平流通。与真理和人类幸福不共戴天的垃圾和糟粕，肯定是要被扫进腐朽的垃圾堆的。人们始终需要的是自由、平安和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