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论武汉城市圈及湖北省发展战略

从下表可以看出，武汉在湖北省中的重要位置。其非农业人口和总产出（GDP）高占全省的30%，这在中国非直辖市省份中的比重是最高的，这也是传言武汉直辖的重要依据。从人口方面看，整个湖北省除武汉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外，其他地区除仙桃、天门和潜江等三个省管县级市和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之外全部为人口净流出地区。我们大致地估计了人口净流出的数量，黄冈人口最多，流出人口也最多。

整个湖北跨省流出的总人口粗略估计为650万左右。大致流向地分别为广东（300万）、浙江（150万）、江苏（50万）、上海（50万），其他省区（100万）。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实际跨省流出有可能在800-1000万之间。例如，广东省4200万外来人口中，湖北省占12%左右，即仅广东省就有500万来自湖北。

我们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因为城市发展成本低于农村。以征地成本为例，我们的征地补偿标准模型表明，上海市人均征地补偿成本只有60万元，而中国农村人均征地补偿成本也需要20万元。而以房价为标准衡量，上海单价15000元，农村单价500元算是顶峰了，两地相差30倍。对于城市扩张，不少学者认为会有下列城市病：环境污染、高犯罪率、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短缺、贫民窟等。

对于环境污染，人们只看到城市的一面。农村人口在农村就没有环境污染了吗？农村人均污染物排放要高于城市，因为农民烧柴啊，其能源利用率远低于城市。例如，湖南省农民大规模流出前，农村山上的树快砍光了，平均每个农民一年要烧柴3000-5000斤。一个家庭每天要烧掉柴草50-100斤。让农民进城，实际上大量地减少了环境污染物排放。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本地人口。但本人绝不这么认为。王桂新、刘旖芸（2006）认为流动人口犯罪是目前城市犯罪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上海流动人口犯罪比重已占到城市犯罪总数的60%左右,并呈继续上升趋势。而本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本人估计上海外来人口的总量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700万人，2006年上海外来人口规模的保守估计为800万人，即上海人口总规模超过2100万人。各方提供的上海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占总数的60%，恰恰可以认为流动人口已经占到上海户籍人口60%的最保守的标致。而上海本地户籍人口1300万人，乘以60%即为780万。本人早前对上海流动人口的估计方法并没有采用城市犯罪比率方法，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对于上海2003年700万外来人口的估计应该是非常保守的，并且得到相当多的专业人士和政界的认可。当年台湾的许信良来访，上海方面负责接待的人士告诉他：上海总人口超过2000万人，因为上海每天消费的蔬菜高达1万吨，而人均日消费蔬菜基本上是刚性的，即保持每天1斤左右（符合医学健康标准）。

官方关于流动人口数据为什么会远远低估，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统计机构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而融入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官僚机构，其运作并没有为向公众或者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提供准确、可靠、可信数据的机构。绝大多数国内文献确认统计数据失实现象的存在,并列举了许多例证（孟连(国内贸易局)、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如:一个在全国百强县排名榜上位置靠前的县级市,1993年上报乡镇工业产值320亿元,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47亿元的水份(刁恒昌等,1996)。某市三年抽查6个乡镇100个村办集体工业企业,虚报浮夸的占30%-50%;某乡抽查8个村39家村办集体工业企业,1995年上报工业总产值1.9亿元,经核实只有2296万元,虚报达7倍之多(赵宝珍,1997)。1997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件,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王金海,1998)。不少文献指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弄虚作假、篡改统计数字的问题严重,统计违法有普遍性,存在着“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象(于洪彦等,1990;赵鹏,1998)。出现问题的指标大多与政绩有关,越是领导关心的统计数字就可能越不准(统计数字质量研究课题组,1995;赵宝珍,1997)。乡及乡以下统计违法现象特别严重,产值以虚报为主,人口与劳动工资以瞒报为主(乐大华,1998)。乡镇工业总产值多以现价代替不变价,且存在严重浮夸(杨本全,1989;刁恒昌等,1996)。

官方关于流动人口数据为什么会远远低估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流动人口估计和统计的难度，特别是城中村的人口密度之高，举世罕见，深圳关内城中村的人口密度超过60万人/平方公里，关外超过20万人/平方公里。即使是专门的人口研究专家、教授等权威人士，很难想像城中村人口密度，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亲临调查如此之多的城中村，如权威人口专家认为广州市石碑村人口密度5万人/平方公里并惊叹其高，其实该村人口密度超过50万人/平方公里。即使是公安机关已经登记的出租屋，一般是按间来计算的，并且以一人一间的标准为计算流动人口，实际情况往往是一间2-5人。深圳城村面积70-85平方公里，其中关内10平方公里，东莞城中村面积为65-75平方公里，广州城中村面积为70-80平方公里。上海虽然城中村规模远不如珠三角城市，但可居住的建筑物中外来人均建筑面积只有6.5-7.2平方米。

由此可见，在推算或者重估区域人口规模时，利用公安部门相关的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可以较为准确的估计出区域不同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当然，此方法对犯罪高发地区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其准确程度显然会高于官方流动人口数据。其实只要警方稍加管理与加强治安巡逻，外来人口的平均犯罪率与本地人口平均犯罪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至于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短缺、贫民窟等问题。人口拥挤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中国的人口高密度是常有的事情。一般的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人口为3万人，城中村人口密度一般为20-50万甚至更多。时间长了，人多就习惯了。交通拥挤问题完全可以在城市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城市的住房短缺根本就不存在，主要是所有制的问题。如果让农民可以将出租屋卖掉，进城农民的居住问题马上就解决完毕。贫民问题也是只见城市不见农村，哪里都会有穷人，没有穷人，富人也富不起来。

因此，整个湖北的发展根本不需要搞个什么城市圈，只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好武汉这个大城市就行了。任何来到武汉的人，我们可以不但帮助其解决户口和小孩教育，甚至给20-40平米的地供其建房或者提供房屋公积金贷款。搞人为的城乡分割，黄冈人到武汉没有户口，小孩要留在黄冈读书，一年还有往返几次，挣到钱了就拼命在黄冈盖房子，自己几十年说不定也不会住。这种资源浪费是非常惊人的，中国每年因此至少浪费5000亿。要有胆量将武汉建成2000-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让一半的湖北人住在武汉，不用担心没有吃，江汉平原产粮足够他们吃了。

其次要考虑各地官员的利益。这个事情虽然说出来不好，但都是事实。中国改革必须考虑利益集团。对于武汉和其他地方官员的考核要有不同的指标。武汉以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为主，而其他地方官考核应以环境保护为主。其他地方只要环境保护得好，就可以给他们高额的奖励。武汉有8000多平方公里，只要有15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就可以容纳3000万以上的人口。现在各地都在发展，开发区建了一个又一个，占地越来越多，利益分割导致市场人为地分割，弄得武汉也发展不起来，其他地方也半死不活。整个武汉台资企业在2004年也只有140多家，不及东莞市的100分之一。

武汉的事情搞好了，湖北的事情就好办。湖北在中部省份的发展条件是最好的。不要搞遍地开花，而是集中精力将武汉的事情办好，将武汉建成是湖北人的武汉，是任何一个想来武汉发展的人的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