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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找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为躲避传统的终身制雇佣模式,日本年轻的兼职工人数呈现戏剧性的增长,这向日本的决策层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为一种全国性的危机。

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斥资52亿日元(合920万美元),在15个县建立了青年就业中心。毫无疑问,政府是真心诚意地为这些青年男女找工作。这些年轻人渴望多一点空闲时间,从事的都是兼职工作,因而被日本媒体称为“freeters”。

但评论家表示,日本决策层在改进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不足方面毫无建树。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并没顺应这些思想更独立的学生们的需求,调整大学的课程设置或结构。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们所在的高等院校几乎一成不变。

在《日本高等教育探秘》(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as Myth)一书中,作者布赖恩•麦克维(Brian McVeigh)写道:“为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强国家实力,日本教育界致力于培养可互换、可灵活组合的员工, 而将“等同性”和“标准化”混为一谈。日本教育所面临的各种压力让许多人认为,教育是一场零和游戏。”

结果,许多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感到有些茫然。当然,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也有,但日本的情况更糟。因为在这里,职业的选择通常就是大学所学专业的延伸。因此,对于一个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要在日本的科技公司中找到工作,可能会很难,而在美国相对就会容易些。

教育学家认为,除了父母和老师外,日本的年轻人与上班族之间的交流极少,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有着不同职业的形形色色的人。美国和英国将某一天定为“带子女上班日”,这种想法很受大众欢迎,但在日本却格格不入。看到一大群孩子在办公室里穿行,中层经理们一定会大发雷霆。

上小学时,我曾跟着妈妈去过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但大约到了午餐时间,一位主管将妈妈拉到一旁,轻声建议说,我待在家里可能会更舒服。

在过去几年中,一些非盈利性组织和那些尽心尽力、特立独行的教师一直尝试着弥补大学、中学的不足之处。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组织和个人想为年轻人在毕业前创造更多与专业人士交流的机会。这样,学生将更加明确什么职业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

“职业导航”(“Career Navigation“,简称Carinavi)就是这样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年届而立的执行董事Yukari Shibuya解释道:“日本教育体制让学生变得千人一面。结果,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二战后,日本凡事都从经济角度出发,一心只想积累国家财富,而忽略了国民的个人财富或幸福。”

Carinavi坐落在东京市中心一个破旧的前中学里。该组织通过采访那些被称为“导航者”的上班族,帮助年轻学生找到他们可能想要从事的职业。学生与不同职业的成年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他们中有的是小业主,有的是律师。然后,学生根据谈话内容整理成报告,并把它们贴在Carinavi的网站上。

“在日本,如果你进入一所名校,然后又在一家知名公司工作,那你就算是成功了,”Shibuya女士说。在做出开办Carinavi这个决定后,她离开了工作了3个月的IBM。“父母对于我要创办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的想法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花了钱让我接受教育。他们说,有责任启动这个计划的应该是日本政府,而不是我。”

曾参与Carinavi计划的Hiroyo Kogo表示,她所在大学的职业指导中心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职业服务中心重视的是如何学生在‘10大’(知名公司)中找到工作,并用这些公司的品牌价值吸引将来的学生,”Kogo小姐说。今年23岁的Kogo小姐目前就职于为手机提供网站内容的Xavel公司。

弗朗索瓦•杜•博伊斯(Francois Du Bois) 曾在日本顶尖学府庆应义塾大学国际中心担任马林巴琴讲师。他于2002年离开该校,开设了一门名为“个人职业管理”的课程。这门课程旨在激励学生在毕业后寻找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邀请的重量级演讲者包括具有开拓精神的日产汽车(Nissan)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

“教了3年马林巴琴后,我发现我的学生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他们都很困惑,” 杜•博伊斯先生说:“我想帮助他们讨论未来,畅谈他们生命中的理想。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一个学生回答说,他的理想就是晚上回家看一部电视剧。”

杜•博伊斯先生表示,专业人士一旦有机会接触到学生,他们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许多专业人士想通过这种分享知识的方式帮助学生,但他们不知该怎么做,”他说。

但有些人则认为,在帮助年轻男女寻找生活的方向方面,做得最不够的并不是教育体制,而是家庭。

“有些家长认为,他们能支付孩子在庆应义塾大学的学费,这种支持就足够了,” 杜•博伊斯先生说。Kogo小姐也感到无法将自己对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个合适工作的忧虑告诉父母,因为他们对她的期望很高。

“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对未来没有方向,因为我不愿他们看到我烦恼或紧张,”Kogo小姐说:“而且,我觉得在学校里,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来源:FT全球经济报道
作者:马里科•桑查塔(Mariko Sanchanta)报道 译者/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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