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是最近媒体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医院和患者的纠纷持续升级，甚至产生了诸多暴力事件。在这一点上，医生和患者都很委屈。作为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本身就是一项崇高的事业，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现在却面临着暴力的威胁，有位医生网友的微博上毫不讳言的说，医生已经和防暴警员、消防员并驾齐驱成为高危职业。而因为医疗事故受伤害的患者家属也义愤填膺，想要找医院要个说法，通过这种方式谋求自己认为合理的补偿。
政府出台了治理“医闹”的一系列新举措。各大医院如同金融单位一样，开始配置保安，而医护人员也跟随教练学习防身术。医院和钢盔，相信这一幕会让人感觉有点错乱。既然医患家属在医院闹事，那么多派些人员就好了。难以探寻或者懒于寻找根源，所以就在现场维持一个表面的平和，这种治理问题的简单思路，已经成了不少政策的逻辑。其实，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大家维权不去寻找司法专业部门，而习惯于这种类似“医闹”的方式进行私了呢?
成本依旧是“医闹”事件中的关键。医闹也出现了职业的，这个行业(姑且如此称呼)通过组织人员，接受患者家属的雇佣，通过在医院设置灵堂，打砸财物，阻碍其他病人就医等从中牟利。更时髦的说法，这类人员就是医疗纠纷经纪人。从经济角度讲，有人愿意雇佣经纪人，那代表着能够从医院获得高于雇佣成本的收益，因为正常人都不会做亏本生意的。原本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理念，为什么患者家属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倾向于寻找非法中介，而不是去正规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呢?看起来法律成本的结论呼之欲出了。
说一个台湾的名人，李敖先生，他以自己的文风犀利闻名，同时也以爱打官司而著称。很多次在娱乐节目上，李敖和主持人开玩笑：就刚才你说的这段话，明天你就要接到我的法院传票了。同样在美国，大家普遍会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大到财务纠纷，小到口角诽谤，当然法律太发达也给美国造成了困扰，医院在做任何检查的时候，都不言其烦的让患者签署各种协议，哪怕患者已经生命垂危，只要有意识在，这个事项就不能免。过犹不及是另一个错，不过我们依旧能够看出，在美国或者台湾，打官司相对要容易点。
那么中国呢，最近渣打银行的一个客户，花费约上千万打赢了一场官司，要求银行赔偿亏损的理财产品，看起来类似这样的官司也只有富翁才能打得起。另外即使胜诉还有执行难的问题，要真正拿到钱又有一段复杂的流程，甚至迟迟拿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些都无形中加大了诉诸于法律的成本。于是老百姓普遍有私了情节，能够不走法律流程就不走了，这不得不说是司法制度建设中的一大缺憾。
“医闹”的根源并非是粗暴无礼的患者家属或者蛮横的医生。事实上，两者都是受害人。我们也知道，一个专业的医生需要经过辛苦的研修方能成才，在面对医疗纠纷的时候，如果医院和法律不能给予医生一些比如职业保险、专项司法服务，对于国家的医疗事业来说，也会形成人才流失。如何能够让“医闹”双方坐下来，通过合理的司法程序解决纷争，这才是我们致力于和谐社会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