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寻找五星级管理者是目前企业成功的当务之急，不要将谦逊视为懦弱；不要将表演的马视为拉犁的马；不要相信成功是“靠卓越才能”，其实很多时候是靠运气，放弃经营失败则归咎企业教练的庸人，寻找出能“一肩挑”的人才。
在目前企业家们所推崇管理顾问吉姆.柯林所著的《从优秀到卓越》书中，大大赞美了企业的CEO们，似乎是这些三头六臂的英雄独自一人将一个凭临危境的企业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并且重新赢得了市场的地位。大企业的CEO现在已演变成为“娱乐”明星。小时候念书，学校将学生成绩分成“优、良、中、及、差”五等，美国军方将部队的将军同样分成5级，最优秀的为五星级上将。我们同样可以将企业的CEO分成这五等，最高层次是五星级CEO。有一项研究，将财富500强企业的CEO从1970年到2000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哪些企业的掌门人是最杰出的企业管理人，研究结果最后只有十一位企业家入选，也就是说，位列五星级CEO的只有十一人。令人奇怪的是，那些短期内“不可一世”的企业管理者纷纷落马，而那些明星式的CEO和救世主式的CEO同样未能入围五星级管理者，只能当四星级CEO。这个发现值得目前的管理者深刻思考。
东西方的领导智慧
喜欢读历史的人会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良将也可以用这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一星上将，西方称为能力突出，东方称为虎将。特征是迅捷矫健，张飞、蔚迟恭之类；二星上将，西方的特征是“团队精神，乐于奉献”，东方称为“骑将”，即能“领一师，所向无敌”。李光、李陵之类；三星上将，西方是组织力强、目标明确，东方称“领将”，御军整齐严肃，井井有条，岳飞之类；四星上将，西方是坚强有力，执著追求VISION，东方则是“胆气果敢”的猛将与深而有谋的谋将的混合体，韩信、周瑜之类；五星上将，西方是“谦虚而坚定，施行民主”,东方则是“大将”，能“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得其用”，而这些大将得天下则为开国君主，他们是名副其实古代的CEO。
很明显，四星上将和五星上将都是现代CEO们的学习榜样，不过四星上将是优秀的，而五星上将则是卓越的。
上世纪90年代，MBA崇拜的对像，大概都不会是《从优秀到卓越》书中的这十一位，而是声名显赫的“中子弹”杰克.韦尔奇和比尔.盖茨之类，但二十一世纪企业丑闻一出，明星级CEO人物能维持在四星级就不俗了。
回首过去十年，正是沐猴而冠的时代，粉墨登场的是精明而不高明的战略家，大量进行着毁灭性的收购合并，到今天证明大多是失败的；亦有装腔作势的预言家，预言企业的营业额和利润可直线上升，高达天国，如今纷纷成了落难天使，企业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还有特立独行的经营怪客，人弃我取，剑走偏锋，结果上天不从人愿，股价跌了99%，亦有吵吵嚷嚷的假权威，凡事科技挂帅，令人一头雾水，人性如此，跟进者死。在古代，人们将一切不明的事物归结为天意，到了今天又将一切不明事物归结为领导无能。
五星级CEO难求
寻找五星级CEO当然不易。在美国林肯算是一位，它的特征是“平和而执著，谦逊而无畏”，如果从中国历史来寻找，大概只有东汉刘秀和清朝康熙的前期才符合“平和而执著，谦逊而无畏”。大破王莽的主力是刘秀，但领功的却是大哥刘伯升，做更始皇帝的是刘圣公，刘秀后来成了东汉创业的“CEO”而未杀功臣，历史少见。李世民、赢政、曹操都是才能优良的人物，但远离谦逊这两个字。东方文化追求的三不朽是“立功、立书、立德”，西方管理文化追求的三不朽是“建树、贡献和创造”，五星级人物的追求如此。四星级人物追求的是名誉、地位、财富、权利和群众的掌声，但这些掌声很多时侯是应酬式的。真心的尊敬、钦佩和赞美是发自内心的，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曾国藩在这点看得很清楚，他说历代名公，并不是天纵英才，而是“更事既多、识力乃卓”，意思是：钉子碰得多了，自然识得躲。
要当五星级CEO，首先要在品格上有潜质，其次还要有环境的配合，把碰钉子作为自己人生成长的过程，积蓄实力多年才会有突破。孙子兵法说：良将无赫赫之功。这些五星级人物在出名前，既看不出智谋，亦无名声在外，也看不出勇武功力；西方社会称之为低调人士，他们能长期默默工作，积蓄能量。就像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尤他爵士队篮球教练在1948至1963年艰苦建立球队的用人制度，球队文化、全场盯人战术，一举称霸球坛12年，但他在此之前无人知晓，这正是西方善战者的代表。
东方将领具备五星级特质的有曾国藩最佩服的胡林翼，这位“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的“领导”，可惜早死，未能将心法化为经营管理之用，亦是大清国运。四星级领导人纯靠个人魅力，在位时企业管理得头头是道，将军一走，企业立即凋零，股价狂跌。五星级CEO要建立企业文化，员工要训练有素，培养接班人不遗余力，没有财务丑闻问题，钱当然要赚，但企业利益大于自我利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成功带来的破坏力，才不会有企业家“一生请客都是企业付账”之识。（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