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成功地描绘了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战争画面，更加之该小说还有一段引人入胜影响深远的“桃园三结义”的传奇故事，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时势造俊杰”。刘备、关羽、张飞均为平民百姓出身，刘备是“贩履织席”的小商人，关羽则是杀人逃犯，唯张飞还算是富裕之人，“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为生。此等三人若遇不上汉末朝庭官府腐败，张角起义，只怕永无出头之日了。如若没有幽州太守刘焉出榜招募义兵，三位英雄又如何相聚涿县。
涿县奇遇，桃园的结义，改变了刘关张的命运，改写了汉末的历史。桃园的结义，使三个平民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开始扮演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可以说没有桃园的结义，就没有刘关张的英名，就没有历史上的三国，就没有这样伟大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这“桃园结义”是否也有一定意义上的政党之建立，汉末特殊的环境孕育了“桃园政党”的产生，连年的混战，促使了“桃园政党”的壮大和发展，也正因为有了这“桃园结义”才引起世人的注目，才吸引来众多的人才的投靠。
“桃园结义”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拜兄弟，他们是具有很多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或曰政治野心的，他们结成的是政治集团，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集团。刘备“素有大志”，其幼时就曾指其家东南高五丈余的大桑树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可见其“专交天下豪杰”之目的了。三人结拜时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即是其政治纲领。此后的经历和斗争实践，也未离开这政治纲领。
刘备有其政治志向，也有其政治措施，他自称皇家宗亲，自领当朝皇叔，即是他的政治措施之一。以皇叔做招牌，以匡扶汉室为幌子来拢络民心，讨伐“汉贼”，来达到面南称帝称君的目的。关羽，张飞虽尊刘备为兄，其实自己早以称臣，是把刘备当君侍奉的。关羽投降曹操，是为着保全刘备两位夫人而为的，这也是尽忠的突出表现，曹操甚爱关羽其才，想尽了办法留住关羽，但关羽绝不被高官厚禄美女所动，最终还是弃曹而投刘，这里面只怕不是单单的兄弟情分，实是“忠臣不事二主”忠君思想的作用。张飞与刘关失散后，也没有投靠任何人，去占山为王，听说关羽投降了曹操，便恨之入骨，誓杀关羽以解恨，并不让部下提个“关”字，这难道不和关羽一样的政治信念使然吗？
刘备有了结拜兄弟，似添了左膀右臂，从此做为一个新生政治集团，活跃在政界、军界及民间，令各方势力不可小视，更使曹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疯狂剿杀。自从这政治集团得了诸葛亮，刘备更是如鱼得水，再加上得了虎将赵云，这个政治集团就更如虎添翼，“桃园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可与曹操、孙权等政治集团平分秋色，三分江山有其一了，初步实现了政治目标。
然而，任何事物有得即有失。刘备得利于“桃园结义”，到后来也被这“桃园结义”所误。当东吴吕蒙陆逊设计取荆州，败关羽，孙权杀关羽后，刘备听到传闻便说：“孤与云长，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三番五次哭绝于地。如此看来，刘关张的兄弟手足之情没有半点儿虚假，是真心实意的，因而更为感人。但是，感情归感情，悲伤归悲伤，仇恨归仇恨，作为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刘备，万不该感情用事。胜败乃兵家常事，伤亡更是司空见惯，遇事冷静沉着才是大家气度和风范。刘备听说二弟被害，不管三七二十一，既不管主客观条件，更不顾自己统一全国，匡扶汉室的事业，非与孙权决一雌雄，报仇血恨不可，就连平时言听计从的诸葛亮的再三劝告也不听了。且看赵云与刘备的一段对话可见刘备的心——却说先主欲起兵东征，赵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权，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讨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先主曰：“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云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这可以说是刘备的局限性了，更是“桃园结义”之失了。请试想，如果这次死的不是关羽，而是赵云等其他有功之臣，刘备 还会有如此之大的报仇决心吗？为了不负盟约，为了哥们义气，竟连万里江山而不顾了，这算得上什么帝王？东征的最终失利，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总之，蜀吴两家始终没有真心实意地联合起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共同抗曹，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刘备的征吴，逼的孙权不得不降魏，盟友从此成了敌人，破坏了统一战线，此举实则亲痛仇快，蜀吴相争，魏国得利也。刘备最终未能消灭曹贼，恢复汉室之宏业未竟，这次错误的征吴决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李存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