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治国思想对魏晋以后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法治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建树。从诸葛亮的“隆中对”、鲁肃的“江东对”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来看，三国时期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达到了高峰，三者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历史特色。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同他的治蜀实践相呼应，是古代糅合儒、法、道、术各种学说来治理国家的样本。诸葛亮思想的特有魅力，来自于他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感召，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人物的夸大拔高效应，其思想也会因此而不断衍化，形成管理思想史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
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他既是一个国师级的咨询家，又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实践者。在历史上，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名垂千古，以治蜀业绩闻名遐迩，以智慧和人格赢得了来自对手的尊敬，又以其为人处事得到了大众的称誉。
诸葛亮字孔明，山东琅琊阳都人，其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他幼年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汉末北方战乱，恰逢诸葛玄由袁术委任为豫章太守，他便带着14岁的诸葛亮南下。到任不久，东汉朝廷选派的豫章太守替代了诸葛玄，诸葛玄前往荆州投靠刘表。从此，诸葛亮随叔父在襄阳访师求学，师事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结识了一批朋友，包括徐庶（元直）、崔州平、石韬（广元）、孟建（公威）、马良（季长）、庞统（士元）等人。诸葛亮17岁时，诸葛玄去世，他便和弟弟诸葛均搬到襄阳城外的隆中（归南阳管辖，此即诸葛故居属于襄阳还是南阳的争执开端），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半耕半读。诸葛亮读书很有特色，不务精熟而观其大略，颇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风。尽管他在《出师表》中自称隆中耕读的生活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从他“自比管仲、乐毅”来看，他早就抱有出将入相之志。
诸葛亮远大志向的实现，是由“三顾茅庐”发端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选择余地不大。近在咫尺的刘表尽管有礼贤下士的美名，海内俊杰也纷纷慕名到荆州避难，然而，刘表对这些人仅仅是礼待而不是重用，不可能留意于一个刚刚成人的青年。所以，在刘备“一顾”茅庐时，诸葛亮实际上就已经决定出山。但“三顾”应该是事实，虽然有人认为“三顾”的说法是诸葛亮自高身价，甚至认为所谓“三顾”并不存在，而是诸葛亮主动找的刘备。但考究史书，不仅在《三国志》本传中有“凡三往，乃见”的记载，而且在《出师表》中也有“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说法，且有多处资料可相互验证。假如刘备没有“三顾”，以孔明之智，决不会在《出师表》上出现这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一个攻讦的口实。所以，用现在的眼光看“三顾茅庐”，不过是动荡年代中一个寻常的猎头和应聘过程而已。后人对三顾茅庐的颂扬，一则出于对领导人礼贤下士的期盼，一则出于对杰出人才的尊敬，还有一则是出于对君臣投缘的渴望。
诸葛亮兄弟三人，由于战乱而分居两地，其兄诸葛瑾避乱南渡，后辅佐孙权，亦享有盛名。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千古佳话。其弟诸葛均亦仕蜀汉。另外，他还有一位族弟诸葛诞，出仕曹魏，任镇东大将军。三国纷争，诸葛一门分仕三方，史称“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因为诸葛亮有卧龙之名，民间有传言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
从欣赏诸葛亮的司马徽和庞德公等人的学术倾向来看，诸葛亮应该具备儒家学说的基础和道家学说的底蕴；从诸葛亮为刘禅手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及其治理蜀汉的实际来看，他的学问最出彩的领域在法家和兵家；而从诸葛亮初见刘备就提出“隆中对”的战略策划来看，他又深得纵横家的精髓。诸葛亮曾写有《论诸子》一文，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基本脉络。他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名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他从事功角度看待诸子，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十分寻常，却又极为实用。可以说，诸葛亮的学识来自杂糅各家，自许极高，他并不追求学问上的高深造诣，而是追求经天纬地、安世济民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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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辅佐刘备，可以说殚精竭虑，而且一出场就以结盟孙吴、赤壁败曹而获得满堂彩。这首先取决于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同时又得自于同周瑜、鲁肃的谋略一致、机缘巧合。从此，确立了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首席辅臣地位。但是，刘备生前，大事依然由他自己定夺，诸葛亮并不当家。直到永安托孤之后，从辅佐后主刘禅起，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台柱。此后，他在治理蜀汉、征服南中、主持北伐、出兵祁山等事务上大显身手，直到操劳过度病逝五丈原，以满腔心血践履了他对刘备的承诺。
诸葛亮去世以后，名声越来越大。在后人眼里，他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诚的象征、治国的楷模，更是历代宰相的典范，无论内政外交都可圈可点。晋武帝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编辑了《诸葛亮集》，针对他人批评诸葛亮缺乏文采、说理浅近的不足，陈寿称：“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矣。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进诸葛亮集表》）由此开了拔高美化诸葛亮的先声。此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颂，多半出于其君臣际遇的稀世罕见，以及忠心辅主的无怨无悔。在治国方面，唐代名相裴度曾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乘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认为诸葛亮是事君、开国、立身、治人的全才，所以，他认为“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唐文萃·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诸葛亮对下属子弟的训诫，也随之成为后人的座右铭。十六国时期僻处西凉的武昭王李暠，视诸葛亮为儒教传人和道德楷模，鉴于战乱之时子弟们弱冠任职而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对自己的儿子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在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此后各代，对诸葛亮基本是颂扬之声。就连陈寿说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被民间附会为他为诸葛亮门下书吏时曾因违规被鞭挞而故意贬低之笔，各种夸张由此可见一斑。
智力过人的苏轼，在品评人物上也不同众俗，他对诸葛亮提出自己的批评。苏轼认为，孔明有两失。一失于对待刘表刘璋的背信弃义，“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二失于未能离间曹氏君臣，“不能奋起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文集》卷四《诸葛亮论》）。所以其屡战屡却，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论苏轼的批评是否恰当，从唐宋以后，这样的批评极为稀少，而且会受到来自多方的责难。有些理学家批评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是想把诸葛亮拔得更高。即便是苏轼的批评，也含有责怪诸葛亮偏于法术家的倾向。总体来看，明清以降，诸葛亮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完人形象。顾颉刚所言“层累地造成古史”之说，在诸葛亮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后人对诸葛亮的解读和发挥，
不断附着到诸葛亮身上。“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肯定会在历史的真实和后代的衍化之间遇到如何辨析的难题，而诸葛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
“隆中对”的战略思想
三国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战略。魏蜀吴三方，在战略思想上各有独到之处。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战乱蹂躏下的民生困顿，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两汉帝国的参照系和汉代社会形成的独特背景，使三国的战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那么，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名气，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思想发达紧密相关。满族兴起创建后金政权时，远离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国演义》作为治国打仗的教材，竟然屡获奇效。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云云，正是民间口碑对它们的定位。今天，由小说回归史实，考察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讨三国战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挖掘三国战略的文化积淀及其在国人竞争行为中的观念濡染，推究本土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则可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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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战略构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古文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现在战略研究中的SWOT法以及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伏笔。而“隆中对”的缺陷，恰恰彰显了诸葛亮的伟大。唐人尚驰称：“曹氏挟王室之威重，孙氏藉父兄之馀业，刘氏独不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均也。”（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
战略设计需要明确组织使命，根据组织使命制定目标，进行定位，选择策略。“隆中对”的组织使命，是“兴复汉室”。这一使命的提出，寄托着当时相当一批士大夫的心愿情结，尤其是符合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的号召力所在。特别是在刘备颠沛流离、东走西窜之中，这几乎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扩大影响力的正当性源头，而且能大大增强其人格感召力。所以，这一使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或者改变的。诸葛亮也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说明。而这一点正是“隆中对”的致命之处。因为对汉室是否可以兴复的论证一旦展开，“隆中对”就有可能出现破绽，甚至对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情境和刘备的“帝室之胄”身份，不允许诸葛亮讨论汉室是否可以复兴这一问题。所以，诸葛亮回避了汉室是否气数已尽的论证，这是一种限于情境的无奈，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即便天下三分鼎立成为了事实，基于“兴复汉室”使命的联吴抗曹，与基于各方实力计算的联吴抗曹，是有很大区别的。“隆中对”显然基于前者（起码在旗帜上基于前者）。后世为“隆中对”辩护时，往往既要彰扬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努力和忠诚，又要称道诸葛亮的特长是法家治国且精于利害计算。但是，这种辩护，又会在不经意间彰显出两个诸葛亮：一个是忠于汉室的，一个是算计利害的，道义的和功利的两种形象之冲突不可避免。
后人对“隆中对”赞誉极高有其道理。从战略角度看，“隆中对”作为古代本土版本的SWOT法（起码在SWOT的四个方面中展开了机遇和威胁两个方面，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则不可明说，包含在不言与默契之中），在情境分析上入情入理，在宏观把握上举重若轻。不过，在诸葛亮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可以作为参照，这就是鲁肃在建安五年初见孙权时所献的对策。鲁肃已经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实力，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鲁肃传》）。鲁肃所说的鼎足，是以曹操占据的北方为一方，孙权盘踞的江东为一方，刘表刘焉分领的荆州益州为又一方。在一定意义上，鲁肃与诸葛亮所见不谋而合。所不同处，在于两人的对象不同，所以对“鼎足”的设想有区别。应该说，鲁肃的“江东对”设想更实际。因为鲁肃辅佐孙权之时，东吴的实力是现成的；而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时，刘备是兵败后逃到新野，寄居樊城，还没有实力立即取代刘表。所以，鲁肃的“鼎足”，其三支力量是现实存在的；而诸葛亮的“鼎足”为两实一虚，刘备的一支尚属蓝图。更重要的是，鲁肃在诸葛亮之前，就看到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要比诸葛亮现实得多。正因为鲁肃和周瑜在东汉帝室尚存的情况下清醒认识到汉室衰亡不可挽回，所以晋人习凿齿痛骂二人为小人。然而，这一认识把“江东对”的使命定位在建立孙权自己的帝业，与“隆中对”的复汉使命完全不同。有人以为，刘备和诸葛亮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可以更具有道义上的号召力。但从战略分析和战略设计的角度看，缺乏现实条件的道义口号，往往是战略实施的陷阱。也许，正是由于刘备缺乏实力，蜀汉君臣才会坚持“兴复汉室”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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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进一步比较“江东对”和“隆中对”，就可发现，鲁肃之对策，是借北方混战之际，东吴进伐黄祖，取得西进据点，进逼荆州刘表，占据长江中游，再图向益州扩展。一旦“竟长江所极”，就可变鼎足之势为南北对峙，此时，按照鲁肃的设想，既然汉室不可复兴，就应该堂堂正正与曹操争夺。“建帝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尽管孙权表面上不敢如此“大逆不道”，假惺惺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此后的行动和表现证明，他是全盘接受鲁肃建议的。而诸葛亮之对策，要比鲁肃晚出，荆州已经由于刘表的两个儿子之争给刘备造成了可乘之机，但这个机遇能否成为现实尚有太多变数，至于益州，距离现实更远。所以，“隆中对”的核心是要创造出“鼎足”中刘备之一足。可以说，“江东对”是立足东吴自身的战略分析，用SWOT法比照更为恰当，而“隆中对”是围绕汉室兴复的战略创意。假如后来不是由于偶然因素促成了张松与法正向刘备献蜀，“隆中对”的实现难度极大。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汉末各方的战略构思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这就是曹操的战略。曹操作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之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起事之初并无明确的战略。他的谋士荀彧，对曹操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议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就像刘邦保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看待兖州。“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固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荀彧传》）更重要的是，荀彧还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曹操有了稳定的立足地盘，有了皇帝为自己背书的合法性权力来源，迅速成了气候。相比之下，袁绍的短处立显。沮授曾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但袁绍心怀疑虑而不听。后来田丰又建议袁绍袭击许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绍照样不听。纵观曹操，始终坚持“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却再无其他相对固定的战略。所以，曹操的战略，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战略。他不过是一直在打类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统牌，王牌不变，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却随机应变。这种战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无奇，但曹操边走边看，智谋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声有色，且由曹丕继承打到了三国的最后。以战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战略是另一种路数，它不进行要素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战略抓手，然后灵活展开，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说的“手艺型战略”。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战略最为理想化，鲁肃的战略最为务实，曹操的战略最为成功。
尽管三国的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先成就霸业后统一天下，但在战略使命上有明显差别。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乱中扩展，东吴的使命是在扩展中称帝，而蜀汉的使命是在动荡中复汉。汉语中的“战略”与“策略”差别较大，管理学中来自西方的“战略（Strategy）”一词，与“策略”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所谓的战略管理，往往兼容汉语中的“战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虑实施策略，那么诸葛亮的“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顾，那么鲁肃的”江东对”最能统合二者；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曹操的“挟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个战略，在实施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诸葛亮的战略实施起来最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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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西窗——诸葛亮管理思想杂议
小时候，每逢过年，老辈会在房子窗户上贴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作为刚刚认得文字的小学生，总是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字谐音和转意的灵活运用。明月映照纱窗，老式窗棂雅致的方格洒上一片银灰；红日东升，远处的山丘笼罩着橙色曙光。田园美景中嵌入两位古代伟人的姓名，构成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如果据实而言，窗棂上的光彩，同诸葛亮这位伟人没有任何关系，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这幅对联的“月照西窗”类似，有些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多少还有关联，有些则八竿子打不着。人们所熟悉的“隆中对”，那确实是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则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从历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说所掌握的知识真实无误，但大致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和管理者，他对于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著作论文，不用本文赘言。然而，在三国灿烂的星河里，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颗——尽管十分耀眼，但毕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诸葛亮平分秋色。论复兴汉室的抱负，起码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与匹敌；论谋略，周瑜、鲁肃等人并不亚于诸葛亮；论君臣相得犹如鱼水，早期的孙权和某些时候的曹操，同他们的谋士大臣之间可能更少猜忌（当然，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刘备）。那么，诸葛亮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他为何能获得比同时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声？
本文认为，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自我证明，实际上，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精神，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对诸葛亮的批评，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对诸葛亮给出严苛指责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与毛脩之讨论《三国志》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过于溢美，说：“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
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脩之传》）在崔浩看来，诸葛亮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矜才自负，战略失误，连其英年早逝都成为他攻击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评，后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连章太炎这样的大家，也以“索虏不窥秦岭以南形势”，而断定“其是非无足辨者”（《检论》）。
然而，崔浩所言难道没有一丁点道理？别的不说，就以治蜀而论，三国之中蜀最狭小，诸葛亮治蜀却最有功绩，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野无醉人。”（《三国志》注引《袁子》）崔浩却说的是光亮背后的阴影，“严威切法，勒控蜀人”。诸葛亮治蜀用刑过严，取民过多，应该说是事实。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同上注引《默记》）还有记载称：“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记》）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有他同法正的对答为其辩护，即刘璋法禁松弛，故纠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问的那样：“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稍微计量一下蜀汉的用兵概算，蜀人负担之重是明显的。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认可了这种负担，“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但万不能认为当时的蜀中就是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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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使后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往往偏高，这属于人之常情。当人们在接受信息时，那种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信息，不但会被有意识摒弃，而且还会被无意识遮掩。例如，诸葛亮事必躬亲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汉代起已经有了丞相不问小事的传统。诸葛亮的主簿杨颙曾进谏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问命案、陈平不知钱谷为例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对此，王夫之辩解道：诸葛亮以“宁静可以致远”闻名，所以不可能热衷于繁苛小事，他作为丞相而事必躬亲，肯定有其不得已之处。要做到不亲小事，必须“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不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下没有类似于曹操下属的众多人才。“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岂得已乎？”（《读通鉴论·三国》）王夫之的辩护看起来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宁静致远”作为个人修养方式，是否肯定就能养成政务上不亲小事的习惯？下属不给力，执行多谬误，是否正是事必躬亲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们的价值倾向不同，会接受不同的解释。再如，有一篇当代论文，论证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假借吴军之手而翦除之，以扫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碍，虽然论证不乏学术思考，但因为该文阴谋论的气息过于浓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纳其观点。这种研究中的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对诸葛亮的不断拔高。
在对诸葛亮评价中，动机与效果，人格与事功，史实与演绎，深明大义与小肚鸡肠，个人得失与情境影响，不同角度会给出不同说法，几乎处处表现出两种倾向，而不同倾向的观点，都能得到资料支持。于是，诸葛亮的整体形象越来越高大，但“翻案”式的文章也会时不时冒出一篇。读者往往各取所需，作者往往有所隐讳，而且这种选择与隐讳更多地发生在无意识层面，这是研究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必须注意的现象。一般来说，学界往往还比较重视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而民间则更加偏向情感偏好上的可接受性。例如，永安托孤，刘备有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语，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君臣相得，互信无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猜疑之心，或者干脆说成“乱命”。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平衡蜀汉两大集团（刘璋旧人和刘备新人）之间的关系，为诸葛亮制约李严留下余地。对于这些说法，民间社会通常会不自觉地拒斥，而以君臣相得之说维护刘备与诸葛亮之间鱼水之喻的美好形象。
关键在于，月照西窗，西窗的光亮同诸葛亮本人无关。但是，西窗的光亮却有可能给他人映照出解决管理问题的路径。因此，即便是夸大的诸葛亮（也包括丑化的诸葛亮在内，方向相反却逻辑一致），夸大之后又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研究管理思想，不但要注意当事人本人的思想，还要注意后人对其发挥展开而形成新思想的机制。这种新思想可能依然托名前人，也有可能改头换面。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揭示思想衍化变形中的逻辑和情感。而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可以给我们从事这种揭示工作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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