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词看公司治理

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争论，基础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我们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经济理论。

文|田国强

对公司来说，政府放松管制有得有失，对减少成本、降低价格、提高所有权的集中度有好的方面，但也可能使得金融风险上升。从综合效应看，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不见得有好处。

这涉及我们到底怎么看公司治理的问题。对此，我谈三点看法。

首先，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无论从国家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在制定制度和政策中必须考虑的：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三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没有停留在反思和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法论，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也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认同他们的许多论点，但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逐步演进的，但正式的制度大多数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或说正式确认的。比如说宪法，或许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宪法的制定。

之所以说否认制度设计重要性是一种认识误区，症结在于这种认识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初始禀赋制度设计，并且根据这些基本制度环境变化而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通的，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约束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所报的信息来制定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

基础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经济理论。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直接关系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一类是基础理论，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础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不仅需要基础理论，但要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务实的实用理论，要解决怎么做才最佳，如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许多人根据熊彼特理论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认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促使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没有错。但要注意，企业、企业家并非天然喜欢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让他们的创新具有企业家精神？那就要看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刚过世的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创新理论，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进而形成了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将得不到释放。所以，基础性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是最为关键。

一些经济学家却将（完全）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的论断。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第三，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很不一样，更多需要改革基础性制度，以全力提高效率，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方面都大有问题。

归根结底，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在于真正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为此，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因素条件，无论国家还是企业、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这是一个约束条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现实约束条件是信息不对称。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恰当的好的作用。同时，光考虑政府和市场还不够，还需要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需要同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