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幸运地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在政审极严的“文革”时期，任正非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连入团都没成功，好在国家当时需要一批有知识、懂技术的青年人，任正非才得以加入了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可以理解成穿着军装的工程队，不过和一般工程队不同的是，这支队伍执行施工任务时，就像打仗一样，冲锋陷阵，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很多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这样一支部队之中，作为“反动派”子女，任正非工作极其拼命，在特别简陋的科研环境下，创造了多项发明，其中两项还填补了国家空白。华商韬略梳理的资料显示：1977年10月14日《文汇报》刊载的一篇新闻，“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标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经国家有关计量部门鉴定，仪器设计方案正确，精度、灵敏度好……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国家能制造。”
虽然任正非工作成绩突出，在部队赢得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好评，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立功、受奖、入党的事情从来没他的份，后来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回忆：
“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人生在世，有几人可以逃脱名利的樊笼？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成绩，被别人拿走，任正非没有消极沉沦，而是埋头耕耘，不问收获，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寻求人生的价值。
在被压制了8年后，1976年“文革”结束，对任正非来说“天与地”似乎倒了个个儿：1977年，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的代表，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978年，33岁的任正非与众多院士、科学家、教授一起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37岁的任正非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嘉奖铺天盖地而来，但已经习惯在做事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任正非，却对这些奖励失去了热情，奖品拿回来就分给自己的战友，甚至很多奖品都是别人帮他领回来。
辱不消极，宠不骄傲，通过14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任正非铸就了钢铁般的精神意志品质，养成了宠辱不惊、务实做事的人生态度。初创华为时，任正非之所以敢于在没钱、没技术、没资源、没背景的情况下，租了一个大房子、弄上大通铺，所有人吃住在里面，然后就朝全球知识密集型的高端产业——电信行业进军，是因为他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就干成过类似事情。其军队时期形成的行事风格也给华为烙下了低调、务实的印记。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
联想的成功与我在军队养成的性格有关
1961年，17岁的柳传志被保送到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为一名军校学生。5年的军旅生活，锻炼出了柳传志坚强、勇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著性格，而部队的管理制度、纪律文化又深刻影响着柳传志的企业管理风格。
创办联想时，柳传志处处以解放军为师。外界曾评价联想是一家军事化氛围浓厚的企业，对此，柳传志坦诚：联想的成功与他在部队养成的性格有关。
在联想，有个很知名的培训——“入模子”，新员工入职后，都要接受的集中培训，包括：做操、唱歌、喊口号、听创业元老讲奋斗史、学习公司的制度、了解公司的发展愿景等等，目标是将新员工塑造成思想、目标、精神、行为与联想要求一致的“形状”。
而这一手段，柳传志直接取师于部队，他说：“军人一入伍，就要‘忆苦思甜’，要明确为谁来当兵为谁来打仗。当时连续三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要共同回忆家里面的历史，回忆旧社会的迫害，有时大家简直泣不成声。现在我讲，做企业、带队伍的第一条就是要让员工做事有积极性，受到激励，这和让战士爱打仗是一样的。确实是因为这种氛围一旦造出来就非常厉害，对提高企业执行力有极大的帮助。”
90年代初，联想开始执行“开会迟到罚站制度”。执行之初，被罚的第一个人是柳传志在中科院的老领导，此人帮助过柳传志，年龄大、威望高，场面很是尴尬，但柳传志心里明白“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所以即使罚站老领导时，柳传志不自在到出了一身汗，但还是坚决执行了下来。会后柳传志找到这位领导说，我今晚到你家给你罚站……
“开会罚站制度”一直实行至今，长达20多年，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
管理着全球几万人的柳传志，通过铁的纪律确保公司的执行力不打折扣，因为部队的经历让他明白：铁的纪律就是铁的战斗力！
军校时，一位老师讲述的亲身经历，让柳传志终身难忘。辽沈战役中，柳的老师所在的部队协同黄永胜（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部队作战，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时，柳的老师部队还没有占领某制高点。黄永胜勃然大怒，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很快就攻了下来。“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就是那种劲头。部队的这种精神不得了，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柳传志说，“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在我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
“联想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没法退，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柳传志从军校学到的做事信念。
很多人评价联想公司纪律严明，执行力强，柳说：“这一点实际是在部队里面学的。军队的执行能力，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对比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候，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特别喜欢完不成任务以后，强调当时遇到的困难。军队不讲这个，军队只讲功劳，不讲苦劳。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要把最坏的情况想清楚，这样才可能达到总目标。”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每每想到部队的苦日子，
心中的委屈与不满顿时烟消云散
1970年，全国范围内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地学校基本瘫痪，初中刚毕业、年仅15岁的王健林，被影片《林海雪原》所感染，毅然参加了解放军。
正如王健林渴望的那样，他成了沈阳军区里的一名战士，被分配到了林海雪原。入伍不到一个月，他就碰到毛主席的指示“野营训练好”。“文革”中“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当天晚上，部队就拉出去野营训练，其难度大到超出常人的想象。
野营训练的距离大概有2000多公里，环境是在冰天雪地中，温度在零下二十多度，穿的是胶鞋（毛皮鞋走不动），负重30多斤（干粮、枪支、子弹、手榴弹），吃不饱，晚上还没睡觉的地方（需要自己挖个雪洞睡）……这条件别说走路，就是让人在外面活着过一宿也不容易，但王健林在冰天雪地里，一走就是两个多月。
训练过程中还穿插着急行军。王健林经历过一次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不休息，在茫茫雪海连续走了700里。相比下来，马拉松、铁人三项都“弱爆了”。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对人的体力和精神都是一种极度的挑战与折磨。王健林回忆说：“我们有的老兵，甚至还有的干部，实在走不动，都在那儿哭，我亲眼看到一个排职干部就在那儿哭，说什么也不走了，党也不要了，排干部也不要了……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1000多人的团队，完全走下来的最后不到400人。”但王健林这个只有15岁，入伍一个多月的娃娃兵硬是扛了下来！
人一旦战胜困难，困难会反过来变成能量与营养，让胜者更强大。多年之后，王健林提到，万达创业之初，每每遇到挑战和挫折，他就会想起这两个月超乎常人想象的拉练生活。想到在雪海里步履艰难，想到即使是睡在雪窝，能停下来休息就很幸福的苦日子，其内心所有的委屈、不满顿时都烟消云散。
17年的军人生涯，给王健林打上了深深的军人烙印，至今他仍然像军人般管理着万达商业帝国。如不外出，他每天早上七点就会准时到达办公室，而大多数员工此时才刚起床；他要求所有的员工必须佩带工牌，包括他自己，没人可以特殊；工作报告，从来都是亲自撰写，不用他人代劳；他痛恨迟到，万达开会没有人敢迟到，央视有次预约采访王健林，因为迟到三分钟而被拒绝；准时散会，准时开会容易，准时散会难，但在万达就可以做到，一是会议不讲废话、空话，二是如果超时，一定是会议议程、时间安排不合理或者准备不充分，要有人对此负责……
企业文化：军队、学校、企业——万达首先是一支有执行力部队，然后才是一家能赚钱的公司。" />
王健林曾概括万达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企业——万达首先是一支有执行力部队，然后才是一家能赚钱的公司。
原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
部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系统指挥管理能力，
这对我以后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
1969年，高干家庭出身的任志强（父亲任泉生，时任商业部副部长），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当上了解放军，在部队一干就是11年。
11年里，任志强立功7次，其中二等功一次。期间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文革”后任志强的父亲受到冲击，已经没有后门可走；二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和平年代想立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普通士兵能获得一次立功机会就很不容易，任志强却平均不到两年就立功一次，这确实要凭真本事。
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任志强干的是工兵，奉命在中苏边境修筑坑道工事。
修筑工事的地点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一年12月，起码有8个月在下雪；风力极大，有一次将部队的帐篷吹跑了20多公里；温度还非常低，冬天地表冻得跟铁板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工兵干得都是重体力活，挖坑道、堆土方、弄炸药，也没什么机械化设备，主要就靠人力，浇筑碉堡时，混凝土必须连续灌注，中间不能停，卡车把水泥拉到山下，50多公斤一袋的水泥，任志强与战友们一袋袋扛上山，然后再把搅拌机拉到山上，确保一次浇筑成功。
除了身体上的压力，任志强与战友们生活上也是倍受折磨，每天干完活又脏又累，但是天气太冷，好几个月都没法洗澡，浑身臭不可闻。
吃饭同样是大问题，压缩饼干与罐头每天吃得人想呕吐，到后来任志强与战友们宁愿去草原上抓旱獭（土拨鼠）吃，老鹰、乌鸦之类也都吃过。因为吃不上蔬菜，开春后看到草原上刚冒出的野菜、野草芽都弄过来吃……
生活上的考验，艰苦奋斗下还能克服，但修筑工事需要专业的施工能力，有的连队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把坑道打歪，上下对不上，成了工程事故。任志强回忆说“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施工过程中，作为工程负责人的任志强认真钻研、结合实际，大胆地修改了军区很多设计上的不足，把工事做得非常好。后来，他们做的工事成了军区的优秀工程，任志强个人也因此获得了二等功。
立了功，部队派人敲锣打鼓地到任志强家送喜报，任志强也很得意，满希望父亲能表扬几句，却没想到老革命的父亲说“这算什么，我们跟你这么大时候，早就当大官了。”倔脾气的任志强一生气：他妈的，不干了！就这样，他选择了复员。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十多年部队的锤炼塑造了任志强不怕苦不怕累，认真顽强的意志品质。复员后的他开过饭店、卖过冰棍、收过兔皮、卖过服装、看过水果摊……开饭店时，早上四点多就得起床和面炸油饼；买冰棍时，3分钱一根，收到的都是一分一分的硬币，晚上11点开始数钱，一摞一摞的一分钱，数着数着就睡着了；看水果摊时，晚上就睡在水果摊上，蚊子嗡嗡叮咬，也能睡着……有次战友请他吃饭，俩人边喝酒边吃饭，然后任志强就睡着了。
人奋斗到这个份上，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理由不成功，而赋予高干子弟任志强这种奋斗精神的，正是他多年的军旅生活。
新疆广汇董事局主席孙广信：
对军人来说，
没有拿不下来的山头，
没有不敢啃的硬骨头，
无论商场还是战场都是一样
1980年，在教育资源并不发达的新疆，一个年轻人高考失利（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很低，90%以上的人都会落榜，为了改变命运，他决定去参军……这个年轻人就是现在西北唯一资产超千亿的民营企业——新疆广汇集团的创始人、“西北首富”孙广信。
孙广信在部队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军校，同年代表学校参加“全军院校运动会”，打破了全军400米比赛记录，并获得金牌。不过代价也不小，因为拼得太猛，他在终点时昏了过去，一头磕在地上全是血。
没多久，凡事“拼命”在一线的孙广信，便作为工兵班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前线，孙广信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操纵着重型施工机械，维修被炸毁的道路和桥梁。
当时驾驶员是敌人狙击手的主要目标，危险系数很高，但在部队里“任务就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怀着“拼死也必须完成命令”的信念，孙广信完成了一项项艰苦的任务，在部队里屡立战功。
“对军人来说，没有拿不下来的山头，没有不敢啃的硬骨头，无论商场还是战场都是一样。”孙广信说，这是军旅生涯赋予他做企业的“根本精神”。
一次，孙广信带队在老山高地巡逻，本来走在前排的他，因为接到连长的电话，改由副班长带队前进，结果副班长踩中了敌人的地雷。孙广信仰天痛哭，发誓余生“要尽一切努力报答战友，报效祖国，不枉捡回来的一条命！”
在老山前线8个月，因为表现突出，孙广信半年升副连，10个月升正连，不久就干到了副营。20多岁的孙广信给自己定了一个“199230”计划，也就是要在1992年30岁时，要当上师长。不过天不遂人愿，1987-1988年期间，孙广信的两次升职机会都被他人顶替，他一气之下拒绝了转业去工商局、税务局的工作机会，选择复员，投身商海。
因为在部队驾驶过推土机，又是工兵出身，他对建筑机械比较了解，创业之初，孙广信和三位复员战友替工程机械厂家在新疆推销推土机、装载机。厂家起初并不重视几个年轻人，因为新疆一年也就销售几台工程机械，但军人出身的孙广信，偏偏要啃这个硬骨头。在他看来新疆地域辽阔，农业、工业都欠发达，市场很需要重型机械产品。
他和战友拿着企业通讯录，背着干粮，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去拜访。10个月里，他们走过了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十几个城市，行程达上万公里，路上他们饿了吃馕，困了睡9毛钱的大通铺，不通公交的地方，步行、坐驴车，风餐露宿……
惊人的付出总伴有惊人的回报，10个月，上万公里后，4个年轻人拿下了103台工程机械订单！厂家震惊了——这个数字是他们在新疆10年的销售总和。除了支付他们60多万的劳务费外，厂家还邀请他们担任新疆总代理，并额外赠送5台工程机械作为周转。
从此，孙广信带领着他的战友们，乘风破浪，越做越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今他的广汇集团已经是横跨“能源开发、汽车服务、房产置业”三大行业，员工8万多名，年纳税40多亿元，净利润50多亿，总资产、经营收入均突破千亿元大关的民营企业。
本文作者：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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