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可能在今年崩溃

欧洲的状况一直都不太好。今年欧元区整体人均GDP终于回升到危机前水平。西班牙宣称本国经济成功复苏，但失业率仍居近20%的高位，年轻人失业率超过40%，但至少比五年前欧元危机开始时情况有所改善。希腊仍面临严重衰退。去年欧元区增长率仅为1.6%，这还比2005年到2015年年均增长率高出一倍。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把过去十年称作欧元区“失去的十年”，但他们有可能很快会改口，称之为“最后十年”。

欧元区于2002年成立，不过单一货币区的裂痕早在1999年就已产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显现。经济学家早就预测欧洲遭遇冲击时欧元会面临考验，不幸的是欧元诞生没多久考验就来了，还是从大西洋彼岸来势汹汹的一场大震荡。到2010年，欧元危机已全面扩散，“边缘国家”——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的主权债券利率飞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但如果仔细观察，欧元区的不平衡从一开始就在积聚，货币大量涌入边缘国家，仿佛汇率风险消除后所有风险都不存在一般。

这也体现了欧元区成立时关键缺陷之一：欧元区稳固的基础是相信各国政府不会犯错，具体是指将赤字保持低于GDP的3%，债务水平不超过GDP的60%，年通胀率低于2%，市场就能保持增长和稳定。但规定的这些数字，包括背后的理念既无理论也无实践基础。情况最糟的两个国家，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危机前尚有盈余，金融危机给它们带来了赤字和债务问题。

成立欧元区的希望是通过财政和货币约束产生“聚合”效应，令单一货币系统更好地运转。然而实际上产生了分化效应，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发贫困，各国国内也是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一切正由欧元区的结构导致。举例来说，单一市场中货币离开穷国银行更容易，迫使银行收缩银根，经济越发衰退。

大概20多年前，经济学家畅想单一货币区时都在强调充足的劳动力自由迁移，充裕的共同预算以抵抗冲击，以及各国之间保持足够的“经济”相似性多么重要。但欧元区成立后失去了两项重要的调节工具，汇率和利率，而且没有任何替代。没有共同存款保险，银行领域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失业保险体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早期讨论忽略了“智识”聚合的重要性：其实各国对于政策优劣的认识差别巨大，尤其是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之间。认识的差距长期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时就曾明显感受到。严格来说，这也是分化的体现。所以德国认为采取紧缩政策可以迅速实现经济增长时，每个具体实践的国家都惨遭失败。后果很容易预见，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到了。类似的例子是，很多实施结构改革的国家国力反而遭到削弱，增速放缓，贸易赤字增加。

欧元区开始出现巨大的民主缺陷：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选民大量投票给反对紧缩的政党。然而又觉得除了接受德国的要求别无他法。没人想到加入欧元区后，居然意味着失去经济主权。

欧元区的宏伟目标是欧洲更加繁荣。繁荣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和政治融合。欧元是政治产物，但其政治学基础并不稳固，没有设计出配套的制度安排确保实现目标。随着欧元区陷入停滞，情势日渐恶化，各国团结起来的机会不大，倒是很可能进一步分化。如今看起来，原本打算终结欧洲货币林立状况的欧元可能要终结自己，正是对统一货币的执念造就了对欧洲一体化最严重的威胁。

面对不断出现的危机，欧洲也在改革，但力度太小，也为时已晚。有些措施实际上只有反作用：设置统一监管系统后，却不考虑当地宏观经济状况，也没有共同存款保险保障，实际上加剧分化。与此同时，欧洲又运气不太好接连遇上各种危机，尤其是难民危机。很多国家失业率太高，部分原因也是欧元导致的，希望找到新工作的人们只能投奔有工作机会的地方，结果是少数几个国家承受移民潮的巨大冲击。也很容易理解，失业率高的国家当然会拒绝新劳动力涌入抢走本就稀缺的工作。

欧洲濒临崩溃边缘，但最大的崩溃风险很可能是危机可能四处蔓延。市场已经感觉欧元系统很难长期维系，投机者总是嗜血而动。欧洲央行总裁马里奥·德拉吉声称的“不惜代价”维护稳定确实创造了奇迹，至少比人们预期得久。但也只不过是场信任骗局：只有市场参与者相信有用才真会起作用。

市场的力量与政治是相互交织的。选民们不高兴，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政府表现实在很差，所以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温和派，选民都投票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占据明显优势。

或许欧洲领袖感受到紧迫性后，最终会下定决心在欧元区实施结构性改革，让单一货币系统顺利运转，实现共同繁荣。或许2017年欧元区真能稳定下来。

如果希望单一货币系统生效，就得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更加团结；强国更愿意帮助弱国；更快推进共同存款保险以及共同失业保障体系，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半途而废难以维系。不过随着欧元失败，改革越发不易。改革很有可能意味着政治力量转投别的方向，若果真如此，欧洲很有可能把欧元当成一场有趣的，好意的实验，可惜以失败告终，而且让欧洲人民和国家承受了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