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引进方面，我国在经历了“以资金换技术”之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遵循这一思路，《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指出，为了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
在技术引进方面，我国在经历了“以资金换技术”之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遵循这一思路，《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指出，为了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其主旨在于以FDI(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民族经济的内在含量，即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从效果来看，20多年来中国的确让出了市场，但在“换技术”上却基本失败。如今，当自主创新被提升定格为国家战略后，“中国制造”正孕育着向“中国创造”的破茧而变——扑面而来的自主创新呼唤似乎很快演化为对“以市场换技术”之否定的主流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国策难道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已寿终正寝的真实解读吗?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之辩
中国带着引进技术的目的，为外商敞开市场后，在实践中，“以市场换技术”实际效果是：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有换来;换来的是不入流的技术;大规模引进不但没有加强我们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反而削弱了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
“以市场换技术”是我国引进外资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前提一般有三个：一是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二是产品具有生命周期;三是技术存在代际差异。所以，作为依赖特定条件、根植特定土壤的“以市场换技术”，本身并没有错，而是要追究技术并没有真正换回来的根本原因：路走岔了、就喜欢“吃现成的”、好经给念歪了。
现实中“以市场换技术” 实际质量屡遭诟病的主要原因是主体的错位所致——引资主体为各级政府而非企业。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偏爱，使收益分配形成不合理的漏斗型格局：即外商企业凭空获巨额政府补贴;地方政府也是迅即“盆溢钵满”;而本地企业却难享“国民待遇”;工人从增长中得到的收益更被人为压低。看来，唯有以市场化体制才能避免这种只增长不发展的引资误区。如果说FDI的溢出效应不明显，那么政府主宰交换，而将技术又“送”给缺乏学习与吸收能力的机构和组织(如有的政府部门、政府性机构和国企)，是造成这种效应扩散阻滞的重要原因。因而内生创新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告别“官”主创新，进入“制度创新+自主技术创新”的新时代。事实上，FDI是一个矛盾体。当FDI流入过多时，民间多起“外资威胁经济安全”;当FDI开始减少时，人们又会惊叹中国吸引力的下降，惊叹印度的剧烈分流作用以及美国税收优惠带来的美资回归。其实，FDI的质量论较数量论更为重要，依据自然是可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市场功效，带动FDI上下游供应商的技术和标准化的溢出效应，即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资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的技术非自愿扩散，且这些收益并非为跨国公司所攫取，而是与东道国企业一起分享。
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应该说，“以市场换技术”与自主创新并非非此即彼，对自主创新的渴望并不意味着对“以市场换技术”的摒弃。目前要紧的是根据新战略和新要求，对这一策略进行改进与完善。就技术引进的方式而言，有仅为使用而引进和为自主创新而引进可供选择，前者无益于技术改进，后者则不乏成功先例。因而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策略来看，有自力更生和从“拿来”到“自创”的两种基本路径。后者若走好吸收、消化之路，“以市场换技术”则不失为较好的现实选择。韩国是从“引进、模仿”战略成功走向“创造性、自主性”战略的典型;战后的日本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再改良-创新”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以韩国为例，韩国引进技术之始就提出一条明确的政策，即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他们把科技经费进行调整，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投入比例约为1∶8，也就是说韩国花一块钱引进的技术要用八块钱进行研究和开发。我国目前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是1∶0.07，大笔的钱用在引进上，没有用于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鉴于技术引进中的“瀑布效应”，若不能尽快将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并内化为本国的优势技术，中国企业只能永远步别人后尘，永远套牢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永远获得分工收益的最小部分。
对于后发国家的中国，技术创新“急拐弯”既受制于体制、机制与文化的基础，又有路径依赖的掣肘——产权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脆弱就是重要一环。以知识产权战略应对知识产权围攻——扩大自主性知识产权，提升“软实力”，并使知识产权的创造与应用之间切实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5年的统计，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2000多家，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中国企业面临的不单单是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问题，合理引进、低成本使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不仅要通过知识产权战略鼓励自主创新，还要鼓励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防止国际跨国公司用知识产权挤压国内企业，才是对“以市场换技术”的真正内涵的最好回应。完善“以市场换技术”，将重点由单纯引进生产线和制造能力，转移到对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最终转化为自生的创新力，正可填补在“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之间的跳空缺口。
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考量
我们让出市场，但并没有得到技术，特别是更根本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实质是一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映。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却是典型的小国经济。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消费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增长;后者则是生产社会，主要靠资金、投资和项目拉动经济。而要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相结合的转变，亟待制度的提振——任何一种增长模式，总是建立在特定的体制基础之上，并与之共生共长的;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技术发展已进入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新时期。中国最终将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品牌及营销)，但在目前的经济转型期，仍会游走于这两端之中，实现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自主创新是第一竞争力的跨越。而我们拿什么来换取提升技术的时间呢?最有力的筹码还是市场。“以市场换技术”能取得技术的，并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引发的竞争。这种竞争实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胜算则取决于各自的实力，特别是“软实力”。“以市场换技术”只是提供这种对决的一个平台或阶梯罢了。
拿浙江省来说，企业行二次创新(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之路，走市场需求→应用研究及开发→工程制造→销售的技术创新路线，提供了分阶段、循序创新的现实样本：即大部分企业仍处在二次创新即第一阶段，部分企业开始了集成创新的探索，而原始创新正在营造一种氛围。须指出的是，浙江样本是当今中国技术成长的缩写和真实写照，中小企业关注模仿创新，而作为紧迫的现实选择：要尽快掌握中低端技术，有意识有选择地引进相关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图二次开发中的积极主动。
德鲁克指出：创新的含义，就是在市场的薄弱处寻找机会，在新知识的萌芽期寻找机会，在市场的需求和短缺中寻找机会。追踪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模式(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交互模式)发现，“市场与技术交互作用共同引发技术创新”(交互模式)的主张，通过无论是“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发展技术”，还是“以技术换市场”都得到很好的印证。因三者的核心都着力于处理好市场与技术的关系。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市场发展技术”，是从市场到技术的第一次完美变身。找寻创新技术的市场支点，从“以市场发展技术”到“以技术换市场”，则是从市场到技术的第二次完美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