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需要有十分严谨的构建过程，所以在这个领域，大量的学者热衷于制造“管理命题”，而不是缔造真正有价值的“管理学理论”。“管理命题”的泛滥则导致实践者无所适从。
管理理论，需要有十分严谨的构建过程，所以在这个领域，大量的学者热衷于制造“管理命题”，而不是缔造真正有价值的“管理学理论”。“管理命题”的泛滥则导致实践者无所适从。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巨人”集团倒下了，人们就开始讨论多元化的陷阱，后来“三株”危机了，又有人说“一个‘三株口服液’支撑不了一个大型企业”;今天有人提出“不负债经营就是保守”，明天又有人说“负债经营是企业倒闭的重要原因”;不久前学者们还在讨论“战略制胜”，没多久就兴起了“没有执行力，就没有竞争力”;一些企业才理解了为什么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又有人提出“折磨你的顾客吧”……
罗列出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并不是对管理学中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出批评，而是想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这种时尚性特点发表一些看法。
作为行为科学，管理学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观点和主张，有的来源于成功的实践经验，有的来源于自然和社会的启示;有的是通过归纳得到的，有的是通过演绎推理出来的。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无道理，但上述那些说法充其量只能算一个管理命题，而不是管理理论。
英国行为学家杰伊·W·洛希在讨论行为科学时曾经说道：“行为科学有时会对某些主意感兴趣。于是某个主意就几乎变成了时尚，并由一伙人极力鼓吹它早期成功的故事。然后，当更多的公司去尝试这个主意和方法时，越来越多的是有关失败和失望的报道，这个时尚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倘若类似的现象一再地发生，而且这些主张不是以观点和主意的身份在社会中出现，而是以一种“理论”的身份出现，就会使所有的行为科学理论蒙尘，有多少人还敢依照理论行事呢?现实不正是这样么?在许多人心目中，“理论”一词暗含着“不实用”的意思，一方面人们把管理理论和理论家视为“神圣的”、“权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在自己的管理实践中派不上用场，当然也有一些从事管理实践工作的人干脆直接认为自己不是理论驱动型的，自我标榜为“实战派”专家。这实在是理论和理论界的悲哀。
但理论是实实在在有用的，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就是一条理论，它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悬崖上一脚踏空就会掉下去。有了瑞士科学家伯努利对流体力学的理论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螺旋桨的转动为什么会产生推力，人类飞翔的梦想才成为可能。那么在管理学，理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不禁使人想到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一次对学生进行品行教育时问学生：“偷盗是一种什么行为?”学生答道：“偷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苏格拉底于是接着问：“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想杀人，你又没有足够力量阻止他，你为此把他的杀人工具偷了，使他不能杀人，你的行为也是不道德的吗?”学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偷坏人的东西不能说是不道德。” 苏格拉底于是又接着问：“你们的意思是说偷好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你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他想自杀，你劝过多次，但这一次他还是要自杀。于是你将他的自杀工具偷了，这也是不道德吗?而且你们说的‘偷坏人的东西算不上不道德’，果真是这样的吗?” ……
到这里，我们也许应该认识到“管理理论”与“管理命题”的区别了。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只是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者只是“管理命题”的制造者，而不是“管理理论”的缔造者。
作为管理理论，应该有十分严谨的构建过程。首先是描述我们希望了解的现象，通过深入的调查总结出足够详尽的特征，如果我们毫无耐心地观察了几个案例就以为足够了，就以为这就是在实证研究了，那就是大错特错;在现象被足够详尽地被总结之后，我们就应进一步将现象分为不同类型，分别研究;最后我们才可以阐明一个理论，断言什么原因导致了结果的发生以及为什么如此，在描述理论时，还需尽可能全面考虑其假设条件、基本方法和思路、因果关系、适用场合以及有什么副作用等。另一方面，管理实践人员则要将理论理解透彻，识别理论假设与实际条件的异同，不断发现更多的相关因素，才可以不断发展理论。也就是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思考更多的“如果”。
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比苏格拉底分析偷盗的道德问题复杂多了。但我们却少有人像苏格拉底一样严谨地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