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虽然制定了各种“完善”的制度规章，可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地就形同虚设执行不下去了。
万古恒律“三字诀”
有些人一方面把制度化弄得很高深，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那些艰涩名词背后的“制度化” 思维其实极简单，就是不断地引进一些先进制度。而实际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企业虽然制定了各种“完善”的制度规章，可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地就形同虚设执行不下去了。而他们告诉你的，无非是“不够完善” 或“继续完善”而已，要么就认为是因为制度不“严”，又引经据典，说元末朱元璋义军中某大将军的儿子违犯禁酒令，朱元璋铁面无私予以处死，一支军纪严明铁军就炼成了。果真是这样简单吗?三国时吕布严厉处罚违犯禁酒令的将校，结果激怒众将，睡梦之中被缚起来献送曹营，招来杀身之祸又作何解释呢?
制法执法最难做到的就是“正”、“信”、“齐”这三个字。鬼谷先生说：“用赏贵信，用刑贵正，天下莫不暗化”。公元前684年的《曹刿论战》中谈的也是这个问题。鲁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曹刿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这里正、信、齐被提高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孙子则把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为治军的基本原则。
正——包含了制定法和制度以及执行的正当性和合理化，不偏不倚。齐——就是切实做到不分高低贵贱亲疏 “法面前人人平等”。信——是指法和制度必须明确无歧义，一旦公之于众，就必须毫不含糊地兑现，不能任意解释，勿枉勿纵，取信于民，故商鞅有立木为信之举。正、齐、信是确立法和制度威信的基本要素，惟有此，才能为众人信服，潜移默化人心。能否真做到正、信、齐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士气，以及在竞争中能否团结一致。三字诀互为前提相互制约支持，不正则难齐，无信则无正，不齐则正信皆失。任何偏离这个三字诀之行为，都将导致赏罚不明，人心不服，法纪废弛，再“完善”的制度规章也形同一堆废纸。即使一个完全出以公心的治理者，真做到正、信、齐三个字，其难度之高远超出一般人之想象!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成都武侯祠有一幅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武侯兵法和治国经验的精髓，隐寓真做到正、信、齐三个字要求水准很高，不仅仅是“严”这么简单，这里面有个“审度”权衡的考量。孙子云：“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因势利导，赏罚审度，存乎一心!要做到该严时则严，该宽时则宽，宽严合理化，使所有人感到疏而不漏，最终达到成功实现“攻心”境界——任何人打心眼里敬畏正式规矩，这时候“潜规则”才没有市场。史载诸葛亮手握赏罚生杀大权，但他深谙“严刑峻法在于劝戒，而非恣刑赏而滥淫威”。“知兵”而不“好战”， “知赏罚”而不“好赏罚”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后世柳宗元在《断刑论》中说：“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 攻心与攻城，鼓励与惩罚，知兵与好战，古贤对制度和法律的辩证关系历来是非常透彻的。很清楚，我们今天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麻烦，实质上是悖弃了这些恒律古训引起的。
马谡失街亭，陷蜀国大军于险境，自知罪责深重，伏地请死。此前曹操曾派夏侯敦率10万大军奔袭新野，他却刚戾自用，不听李典于禁劝告，博望坡被诸葛亮一把火烧得几乎全军覆没。夏侯敦狼狈逃回许都，自缚见曹，伏地请死。按军法这两人皆当斩首。诸葛亮与马谡之父马良是至交，对马谡也是情同父子。蒋琬对诸葛亮说：“天下尚未平定而杀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众将也劝免求情，这个“审势”怎么个审法?
马谡临行前，诸葛亮面授机宜，严命其“当道下寨”，战略目标明确在于狙击魏军袭扰蜀军粮道咽喉。并派办事谨慎实战经验丰富的王平协助，恐其不虞，后又增派兵将预设伏兵，以为策应，谨慎而用心良苦!马谡临阵却不遵节制，死搬教条自作聪明，这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完全是两码事，军中此风断不可长。诸葛权衡利弊“审势”结果是“严肃军纪” 斩马谡又挥泪不已。马谡乏独立领兵历练，委以重任是诸葛亮之大错，故奏请连降三级，罚俸三年，以惩罚自己用人不当之过，以示“法面前人人平等”。既是真情实感，也有达人心之理服众之效!曹操不知荆州虚实，派夏侯谆率兵奔袭新野，意在试探虚实，并未下达具体部署作战命令。夏侯谆不过一时轻敌大意而已，这次惨败反而对曹操了解诸葛亮，对新野军事实力做出正确判断都是很重要的。胜败乃兵家常事，故曹操对夏侯敦仅训斥一番：“汝自幼用兵，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 赦之。
诸葛亮和曹操二人之审度，皆得“用心平而劝戒明”之精义。可怜那一堆“完善”的军法制度，全然不能鉴别审度表态，静悄悄地躺在案几上;马谡和夏侯敦之生死杀赦，全系于诸葛亮和曹操心中那“审势”一念!微乎微哉!企业制度化的精髓，关键就体现在有裁夺权者日常事务的处理过程之中，而非具体制度如何“完善先进”。
“割发权代首”
征讨张绣时，曹操制定了一条“践踏麦田者斩首”的规矩，不料自己坐骑受惊，践踏了一片麦田，窘迫之下他便要自刎以正法纪。谋士赶忙以《春秋》有“法不加于尊”加以阻止，曹操乃胸怀天下之志者，显然没有欣然接受腐儒送上的这顶高帽子，话虽温和却不无不屑地说：“虽圣人之言，但吾自制法、吾自废之，何以服众乎?”“今虽身统大军，不便受刑，权且割发代首，待剿灭张绣后再行议斩。” 丞相都判了“死缓”!谁还敢犯规矩?于是三军悚然，无不凛遵军令。曹操此举后人多贬之为 “曹瞒诈术”，我觉得他处理得已经非常得当了，既避免了做法自缚，又重申了军纪的严肃，当时情景，大战之前能仅仅因践踏一片麦田，三军统帅就被斩首吗?若不斩首，法必失之，别人违犯何以处罚?
但是这个案例也说明曹操随口立法后患无穷，有悖“正”之宗旨，践踏麦田其实罪不当死。今天的企业家不能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朝令夕改随便立规矩。制度要合情合理而恰当，考虑到各种条件情况，“齐之以武”要有坚实的可执行基础，制定了规矩一旦无法执行，以后的规矩就没有人当回事了。
官渡之战消灭袁绍主力之后，从袁军往来信笺中发现许都很多人与袁绍暗中往来的信件，部下请逐一核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吾尚不能自保，何况众人乎?” 看都不看，令将信焚烧了之。按律私通敌国，其罪难赦。但袁绍既灭，曹操已成最强大军事势力，情势大变。这些人只是动摇分子，军事政治形势变化已经形成争取转化这些动摇分子的契机，焚信既可彰显仁义大度，还可使这些人对其动摇变节知耻羞愧，感恩效力，今后类似内部动摇事情反而不可能再发生，此为鬼谷“暗化”之术。而且杀这么多人牵连甚广徒增仇恨，有害而无益。杀有杀的律条，赦也有赦的道理，若是大战正酣之际有人通敌，则必诛杀，震慑遏止变节分子。法度同而时势异，审度惩赦，严而不苛，宽而不纵，不囿于教条，重在暗化人心。曹操深谙法度阴阳变易精义，实非常人可望项背!
建国初“镇反”, 当时情势，非用重典不足以震慑对年轻共和国的颠覆势力。但重典之下有应杀之罪判死刑者甚众，若全部杀之则有悖劝戒感化之德。毛泽东审慎地提出“死缓”建议，此后作为一个刑名沿用至今。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创造，与“割发权代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般准则与最高法则
通常“法”这个词义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第一种是指一般准则，广义包括规矩、规则、法令、制度规章等;第二种是对“最高法则”的遵循，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是不可能条文化的，属于心法层面。一般准则是处于最高法则的从属层次。比如网络协议就是网络的一般准则，但是病毒程序侵袭的时候，如果你去分析这些程序，会发现它们是完全符合网络协议编程规则的，也就是说，它们丝毫没有“违法”;但是站在最高法则上看，不清除它们就势必摧毁电脑系统。从一般准则角度，曹操就是“违法”，应该斩首;但站在最高法则层次上看，却必然造成曹军群龙无首。具体情况都很特殊复杂，要根据最高原则来“审度”权衡，“只要不违法”或者说“只要不违反制度”这句话大有毛病!多少侵蚀企业肌体的病毒假法的名义以行之!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确实指出了正、齐、信的要害所在!
“最高法则”就是前面阐释的“道”，犹黑夜之北辰，具体的规矩和规章制度，必须根据这个更高层次的法则制定并灵活运用，这就是法生于道。
对于立法执法过程审势裁夺的高深莫测，古贤有训曰： “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以变论万类”。比如在那些庸吏眼中，曹操岂非不懂“法治”纯粹“人治”乎?故古贤曰：“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 闻道者识审时度势之机，根据实际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以变论万类”可谓“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的佛家般若境界。对在企业制度化过程的体现而言，就是一切以把员工行为导入“生意”为最高法则。
“审势”内隐之弹性，如果由一些“庸吏”去把握，他们要么陷入死抠制度规章条文的极端，杀曹操，杀夏侯敦，杀光那些与袁绍暗中往来的人，形同“电脑量刑”，合法不合理，似直实屈，激变生乱;要么浅薄地理解曹操和诸葛亮“审势” 的高难度操作，由此觉得法和制度就是一根橡皮筋，可以任意玩弄股掌之中，使制度漫漫遭侵蚀而废弛，陷入另一极端。实际上，很多企业的制度规章流于形式的根子就在这里。管理者或死抠制度规章条款;或根据自己的好恶上下贵贱亲疏，玩弄权术。大责小究、小责大究、有责不究、无责乱究，其结果都是以乱法乱企而结束。“不审势则宽严皆误”的指向与时兴“法治” 理论截然相反：“法，器具耳”高水准地运用极致发挥之灵魂，系于诸葛亮和曹操那样的闻道者，就好比关羽那把令敌胆寒的青龙堰月刀，换个人恐怕还不如烧火棍好使呢。
这些年社会上流行一些西法概念，诸如“法律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徇私。”“作为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像空气和阳光一样”，“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人生活在法律之中”云云。这些思潮事实上影响到企业制度化过程，使一些企业误以为提升管理等同于制度繁冗苛求细化。制度被问题牵着鼻子跑，问题五花八门，规定也就越订越多、相互矛盾、脱节、冲突。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却找不到相应的条文依据，钻制度空子的潜规则愈演愈烈。《庄子·渔父》里有个“畏影恶迹”的典故：有个人畏惧厌恶自己的影子和脚印，于是疾走以试图甩掉。但走得越快脚印愈多，影子像幽灵紧随不舍，他非常恐惧，以为走得还是太慢，于是不停地奔跑，终于力竭而死。此人不明白“动静互根，守静以制动”，“愚亦甚矣!”。世事瞬息万变，新问题与制度如影随形，这些西法概念，由于丝毫未触及“审势裁夺”这个最现实最核心的问题，似乎对人类建立秩序的实践历史缺乏常识性了解，违背治理恒律，有种制度永动机和法治乌托邦的幻觉。如果企业把制定执行复杂的一般的法、规矩和制度规章当作目的，那就是说其水准只配作个死搬法条的“庸吏”，与 “名臣”无缘!还找不着管理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