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家机构通过对全球2500家最大公司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在过去7年中，CEO的周转率提高了53%。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股东们越来越希望尽快拿到回报。
全球CEO的平均任期正在被失去耐心的股东越剪越短
美国一家机构通过对全球2500家最大公司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在过去7年中，CEO的周转率提高了53%。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股东们越来越希望尽快拿到回报。
2002年是全球经济比较低迷的一年，也是美国大公司爆发丑闻最多的一年，安然、世通，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公司倒下，即使是经营情况原来比较好的公司也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2001年有许多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离开公司：韦尔奇从通用电气公司退休;阿诺德离开速递巨人UPS;Yoshikazu
Hanawa 离开日产;Yoichiro
Kaizaki走出普利斯通;当然还有提前撤离安然的肯·雷和斯基林。据统计，这一年全球2500家上市大公司中共有231位CEO离职。
走上大公司CEO职位的人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如下权利和义务：照顾全公司跨地域的成千上万员工的生计;指挥股东们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向;负责为公司创造出利润。称之为企业的君主一点不过分，他们的成功、失误、甚至是个人财务状况都会受到监视，他们的命运一半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半握在股东手中。
股东激进主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企业界形成一种风气——股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进，他们经常改组公司的管理层，这种做法已经在欧洲与北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儿，因此CEO的周转率提高了53%。离职的CEO中，因公司财务情况不佳而被炒的人数提高了130%(表1)
;CEO们的平均任职期限从9.5年降到7.3年。1995年时，72%离职的CEO是因为死亡或到了退休年龄下台的，这个比例到2001年已经下降到47%。造成CEO提前下台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两种：一是未达到向股东承诺的业绩水准;二是因为公司合并重组(表2)。今天的CEO更像是职业运动员，年轻、有高额收入，但很可能要吃青春饭，因为只要在公司运营中有些许疵点，就要考虑“转会”。
有趣的是，原来有种观点认为，欧洲的CEO们因为同高级管理层、董事局、政府及会计事务所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保住职位的能力更高。而事实上，在欧洲担任CEO的风险一点不比北美低。与艰险无比的欧洲职场相比，同样与各层人士保持私交的亚太地区CEO们，多多少少都能靠良好的关系增加职位的稳定性。CEO的更替对企业的相关人员具有极大影响，在欧洲与北美，CEO甚至成了管理层揣摩股东意图的风向标。
既然谁也不想当短命的CEO，那么要想保住职位必须学会趋利避害。比如说，在任职的头两年不要急于替股东赚回超额的利润，这时最应当做的是努力加强组织的活力，制定好改革的方略，以稳健的方式当好CEO。
CEO的现实生活
CEO的任期长短可以从他接任时的情况进行分析：一部分人是因为企业的老国王退休了，以接班人的身份上台，如：2002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帕森斯接替列文成为CEO;一部分人是因为企业正处于危机中，临危受命，如：朗讯的帕特里夏·鲁索女士;另一部分人是作为过渡的中间人。在全球最大2500家上市公司中，CEO的年周转率在1995年是6%;2000年是11.2%;2001年略有下降是9.2%;到2002年又回升到10.1%。持续走高的周转率与近年来全球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有关系，而且炒CEO的鱿鱼正在从稀罕事变成不成文的制度，从欧美地区泛滥到亚太地区。不过，各地的周转率还略有不同，欧洲最高，北美其次，最低是亚太。这表明亚太区企业的发展最稳定，业绩较好，多数企业还处在创业期。
CEO下台的原因简单来讲主要有3点：首先是合并压缩了职位数量;其次是业绩未达到要求;第三是正常交替。从1995年至今，2500家上市公司的离职CEO中，有50%属正常交替，有25%属合并原因，另有25%是因为业绩未达标，但是因为业绩不好而离职的比例逐年上升，2001年比1995年提高了130%。而且，欧洲的CEO更容易因为业绩差而被炒。
业绩对CEO命运的影响
业绩，对CEO的任职期限长短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股东激进”的年代。对公司财务绩效的评判分两方面：一是计算股东的回报，包括股价表现及红利;二是公司的净收入增长。而对2500家大公司长达7年的追踪调查显示，越是那些半途离职的CEO，越能为股东赚钱，显然他们比正常到期卸任的CEO更具进取心;而正常下台的CEO又比那些被董事会炒鱿鱼的CEO，更能提升公司的股价，增加红利。
通过对CEO任职期间的表现进行的分析发现，在表现差的年份，CEO非常容易被解职。被炒的CEO通常会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在公司业务涉及的所有市场都做得一败涂地。CEO正常卸任的公司比CEO被炒的公司的业绩要好25.7%。
在欧洲与北美，CEO表现好的公司，比CEO被炒的公司业绩要好;而在亚太区，即使CEO因为业绩欠佳而提前离职，它的公司业绩与那些CEO正常交替的公司相比也差不多。在亚太区，CEO更多地是因为公司的净利润增长未达标而去职，这一点在日本最为明显(表4)。
CEO在公司内如果担当多个角色，如同时也是董事局主席，那么他的“CEO寿命”相对来说要长一些。双重身份的CEO任职期平均为10.6年。而只任CEO一任,其任期约为6.2年，他为股东带来的红利及公司净利都要更多一些,平均要高出36%。同时，他也更有可能体面地完成任期。如果CEO在任期内表现较好，他还可能是下一任主席的合适人选。
业绩好坏不仅决定了CEO能否继续坐在位置上，还会影响他任职的长短。1995年，平均每位CEO的任期约为
9.5年，到2001年已降为7.3年。另外，2500家大公司所规定的CEO平均正常任期也从1995年的7年下降到今天的4.6年。2001年时，提前离职的CEO的平均任期通常只有正常卸职的CEO的任期的一半(表5)。
在欧洲、北美、亚太三个地区中，CEO任期时间最短的是欧洲的CEO们，只有6.5年。这与欧洲公司最重视业绩表现有关。相较之下，北美的CEO们位置最为稳固，正常卸任的CEO的任职年头是被炒CEO的两倍。而在亚太区，工作做得好坏对CEO的任职时间影响最小，但该地区CEO的规定任期时间最短(表6)。亚太区的CEO们为何规定任期短，可从他们上任时的年龄找到原因，他们通常比欧美同行老10岁(表7)。欧美CEO多数不超过50岁，因而与亚太区的CEO相比经验较少，但是他们因为年纪较轻，所以任职时间长，更有可能使公司有根本性的改变。
行业对CEO的影响
除了业绩之外，行业对CEO的周转率也有很大影响。在电讯、能源、IT业任职的CEO们最惨，他们经常会被股东请下舞台。电讯与能源业的CEO们因为公司经常会有合并议案，因而很容易下台;而IT业由于是最经常会被挤泡沫的行业，因而CEO最脆弱。也许是金融业比较重视自己的信誉，因此从事该行的CEO安全指数最高，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8年美国金融环境最好的那段时间。
金融与能源业规定的CEO任期时间最长，而电讯业CEO的任期最短，平均只有4年。电讯、IT业的CEO们不仅任期短，而且年龄也轻，平均不超过45岁，比CEO平均年龄小5岁;材料业的CEO最老约为54岁。
CEO的新准则
为了能在CEO的位置上坐得时间更长一些，欧美地区的CEO们有必要更改一下自己对完成CEO职责的标准。首先，CEO必须为股东送上持久的、能被接受的回报。由于持股人群不断扩大，CEO要应付的股东不仅有大机构也有个人，这些股东对CEO如何管理公司不感兴趣或无法提出异议，那么股东们只好从公司的净利、股东红利增长等硬性指标上考察CEO的能力了。他们评判的方法往往是公司净利提高了多少，只要CEO拿出的年终财务报告有增长，甚至只是增长的预计值，都可能会争取到股东的支持。而对于那些接替辉煌的前任的CEO来说(例如：在韦尔奇之后任通用电气公司CEO的伊梅尔特)，公司的增长率必须超过市场平均值，否则就离被轰下去不远了。
第二个原则是不要把上任伊始的三把火烧得太旺。如果要把公司做成市场的领先者，CEO通常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甚至拿公司做赌注。而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上下游企业的配合程度、市场环境、决策是否正确……对提前下台的欧美CEO的调查发现，他们通常在任期的前半段比那些正常卸职的CEO干得好，问题出在任期的后半段。股东一般更欣赏能保持长久职业状态的CEO，事实上任期长的CEO也确实能为股东带来更好的回报。
第三个原则是在上任之初就做好任期规划，对达到什么目标心中有数，因为不论正常卸任的CEO，还是提前卸职的CEO，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前半段都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