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冯小刚执导、葛优主演的《大腕》中，有一幕描写“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场景：一位看上去颇有些“黑道作风”的“企业家”，要找葛优给其产品—— “哈哈娃” 矿泉水（也可能是哈娃哈什么的，记不清了）作广告，葛优大惑不解，问道：“明明是做假货，为何还要做广告呢？”那位黑道企业家哈哈一笑，指教道：“这你就不懂了。广告做得多，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这位黑道企业的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广告做的“对”，而不仅仅是“多”，“假的”才能变成“真的”。举世闻名的两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走过这样的嬗变轨迹。学习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不能只盯着它们的现在，更要琢磨它们的成长历史，才能品味出品牌成长的个中三昧。
与大众的一般认识不同，可口可乐诞生之时，绝非了不起的伟大发明。自从1776年（可口可乐诞生的一百多年前）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制造出二氧化碳以后，碳酸水就慢慢成为流行的冷饮了。而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同类产品，在当时的亚特兰大，可以说不计其数。
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潘伯顿医生，在1886年春天用一根木棒在四十加仑的铜壶中进行搅拌调和，酿造出一种深色糖浆——可口可乐就这样诞生了。而百事可乐最初是1894年出品的一种“治愈消化不良的补药”，叫“布雷饮料”，直到1898年才改名为百事可乐。时下的管理学“专家”们一谈到中国企业的出路时，一开口就是高精尖的产品研发，似乎要去国外挖一批诺贝尔奖得主过来才行，这纯属误导。至少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诞生之初，其产品无非是江湖郎中炮制的药水而已。有志于成为世界级消费品牌的中国企业，完全不必因为起步时没有所谓的“强大研发实力”而自惭形秽。
尽管当前的中国民间企业，屡屡因卫生、安全问题而被曝光，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因此而绝望。根据1911年的法院证词，证人指称可口可乐在生产时，一位黑人厨子站在平台上、把配料倒进铜壶去，他穿得很少，一件脏衬衫，身上汗水很多，同时咀嚼烟草，不时地在平台上、地板上随地吐唾沫，当时可口可乐的最大对头——呼吁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威利博士，竟然从可口可乐的样本中，找到了干草、麦杆、尘土和脏物，还有“一条昆虫的腿”和“野蜂的部分躯体”！这活脱就是如今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中报道的地下食品工厂的翻版！当然，可口可乐的可贵之处，也是值得中国民间企业学习的地方在于——如今你再也别想在它的工厂中找到这样的把柄了！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所以能够将市场做到如此之大，在于其走对了从“药水”、到“功能性饮料”再到“美国梦”、“时尚”的从实到虚的品牌道路。历史上第一则可口可乐的广告词是：“该新潮苏打饮料含有神奇可卡叶和著名可拉果特性。” “优良的大脑滋补品，可治疗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头疼、神经痛、癔病、忧郁症等。”而在相当长时间内，可口可乐的市场定位始终在“药水”和“饮料”之间徘徊——直到他们最终发现，美国人根本不是为了治病和滋补身体喝可口可乐，而只是喜欢喝它的那种由广告塑造出来的感觉！换句话说，美国人消费的其实是可口可乐的广告！
可口可乐的营销手段之强。只举一则例子就足够了：如今为世人所熟知的穿着红袍、长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形象，其实最早只是可口可乐的广告天才们设计出来的卡通！据说，圣诞老人穿的红袍，代表着可口可乐的颜色——红色，它的白胡子，则是冒出来的气泡！而百事可乐的出身更加低微，它只是当时市场上无数种可口可乐仿冒品牌之一。当时市场上可口可乐的假冒产品不计其数：非洲可乐、美洲可乐、糖果可乐、可口诺拉、可可乐、我的可乐、它是可乐、罗可可乐．．．．．．不胜枚举。
作为模仿者的百事可乐，它当年的营销策略是：生产与可口可乐相同口味的产品，以半价出售！“百事可乐味真好，十二盎司真不少。五分能多享一倍，百事可乐为你配。”这是当年百事可乐的广告诗。上世纪30年代查尔斯·古思开始运作百事可乐的品牌时，其手法就是调制出口感与可口可乐相似的糖浆，在柜台上出售。而当顾客向摊主要一杯“可口可乐”时，摊主往往拿出廉价得多的百事可乐！据说曾有一段时间，美国家庭主妇在招待客人时，常常将百事可乐倒进可口可乐的杯中，再端出去招待客人！
品牌不分先后，只要广告做得对，“假的”永远都有机会变成“真的”。那位《大腕》中的黑道企业家，谁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变成贵族式的世界级企业家、慈善家呢？面对跨国公司而妄自菲薄的“管理学家”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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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黑化——草莽经济时期中国民间企业的成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