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国资委出台了新政，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薪酬总额管理。企业经营者的薪酬由岗位薪、绩效薪和福利构成，业绩突出的进行特别奖励，将“职务消费”全部明确下来并包含在年薪内，增加企业经营活动开支的透明度，以规范“职务消费”行为。新的薪酬分配体系年内将在上海国资委直管的50多家国有企业中试行。但这能否根治多年的国企顽疾仍有待关注。
职务消费透明化
“读个学位要花单位十几万，还有各种名目的高消费和补贴。”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洪林珍认为，国企经营者此类“职务消费”因为对范围和额度缺乏严格的预算和规范，有时处于失控状态。
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直管企业兰生集团公司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反面典型。今年3月25日，上海市国资委纪检部门对兰生股份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常中进行“双规”，常中被“双规”一方面是因为违规炒作琼胶致巨亏;另一方面也与内部职工举报其“掌握10多张各类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用于各种消费，一年应酬等方面的开销在300万元以上”有关。
如何规范“职务消费”，考验的是国资部门的监管能力。在上海政协组织的“重点提案促办会”上，上海市国资委业绩考核处的何行健表示：“原先的分配项目名目繁多，以后将归并为岗位薪、绩效薪和福利三项，带有‘职务消费’痕迹的车贴、房贴等将纳入福利板块。作为与原先分配制度的‘接口’，今后纳入大薪酬概念进行总额控制管理。”
在上海市国资委新的年薪制管理办法中，“职务消费”的内容分为货币化管理、项目标准管理和费用预算管理，将归个人所有、个人享有的补充保险、补充公积金、住房补贴纳入薪酬分配进行规范;逐步对交通费、通讯费、培训费等半福利、半职务性的费用，实行货币化管理或准薪酬管理，在薪酬外单列预算;对于招待费、礼品费、差旅费等企业经营活动的开支，增加其透明度，从而实施有效监管。
能否杜绝“乱花钱”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严控“职务消费”的典型。该公司总监级和学科带头人的年薪为20万—25万元。总经理葛文耀认为，国企因为工资低，导致经营人员靠灰色收入创收，应通过制度严控年薪外收入，规范“职务消费”。该公司每年用于交际公关的费用有60万—70万元，都严格执行手续，填写数量、金额，对象都严格控制。
政府希望通过年薪制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待遇，进而抑制不规范的“职务消费”，但年薪制在其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是未知。
“年薪制必须与经营指标挂钩，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实行年薪制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还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上海很早就实行了年薪制，但没有将‘职务消费’包含在内，将经营开支公开的想法很好，朝这方面努力是个很好的方式。”
1995年，上海市劳动局颁布了《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试行意见》，将年薪收入分为基薪和加薪两部分基本年薪+奖励年薪，基薪按企业经营资产规模分档划分，水平在2—5万元;加薪按承担风险大小和考核结果，一般为基薪的1倍，最高不超过3倍。1997年，深圳市也发布了类似规定，采用“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奖励年薪”的模式。
但“由于目前市场交易秩序混乱，市场交易平均费用难以测算，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如何确定，‘职务消费’如何预算才合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张晖明认为，现在的企业财务制度其实是在刺激在岗消费，政府部门制订的年薪方案是将这部分无法确定的、弹性非常大的消费固定下来，但如果企业经营者认为公开的方式取得的待遇比以前低薪高消费带来的隐形收入要少，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公务员的工资和薪酬制度不够健全，也在于公共财政制度本身还没有发展成熟，“年薪方案设计必须与企业经营者承担的责任、风险对等，同时也应对他们退休后的保障问题做一个恰当的制度安排。”
关键在于制度
张晖明曾对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的“职务消费”制度做过研究，他认为，控制“职务消费”的根本在于有完善的、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对高层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都有科学的年度预算，工资、福利、差旅招待费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都包括在内，而且非常详细。被钻空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上海市国资委将把带有“职务消费”痕迹的车贴、房贴等纳入福利中，是个有益的尝试。国内其他城市如北京、深圳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把企业家年薪与企业的规模、效益、经营成果等考核内容挂钩。近日，北京市国资委与北汽控股、京煤集团、金隅集团、首钢集团等20家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签订了2014年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首次确定了统一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定价的客观标准。深圳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被确定为9.6万至12万元，如果再加上绩效年薪和奖励年薪，年收入最高将可能达到60万元以上。北京和深圳的年薪制度中还特别规定，严控年薪外收入，企业负责人不得在企业或下属企业领取规定以外的其他货币性收入。
“如果要将个人消费和‘职务消费’分开，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给国企经营者一个体面的收入。”上海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老总说，“如果年薪收入能够满足个人消费需要的话，不规范的‘职务消费’至少是可以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