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世界一流”的距离
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雪梅 傅军
嘉宾：IDG全球高级副总裁、亚洲区总裁 熊晓鸽
Tom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王先先
新闻集团副总裁 李映红
主持人：今天能把三位请到一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熊晓鸽：这要感谢21世纪人才报的陈宗周社长，这次他请我们来重庆聊一聊媒体的发展，就这个问题，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围绕媒体人才来展开，熊晓鸽先生本身是学新闻出身，又一直在从事媒体工作，应该对国内外的媒体人才比较熟悉和了解。
熊晓鸽：王先和李映红是行业中的资深人士，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主持人：那我们就先从国内的编辑记者们说起吧。
我们比别人差什么？
主持人：三位经常往来海内外，对各地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比较熟悉，在你们看来，与国外或者港台的编辑记者相比，中国内地的媒体人有些什么优势和差距呢？
熊晓鸽：做记者，在美国，在中国，要求应该都一样：文章写得好看，采访能力强；可是国外因为竞争激烈，我个人觉得，美国记者能力更强一点，更专业一点。
李映红：在新闻集团，我们很重视“can do”，也就是能力。你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不能说“我做不了这个”，只能说“我来想办法”，或者“我去找狗仔队”，哪怕是说“这事需要100万，3天才能搞定”……这也许有点勉为其难，但这要看他试过没有，这一点对于记者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不只是能力问题，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比如说采访东帝汶的一个记者，在很危险的时候仍然不肯撤回，坚持呆在那儿采访，发回来的报道成为全世界了解东帝汶局势的权威材料。
主持人：新闻集团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是以什么标准来挑选的？
李：我可以举一个例，我的一个老上司，现在是《澳大利亚人报》的广告经理、悉尼公司总经理，他是第一流的报人，他最大的特点是——简单、干脆、成绩说话。我们喜欢的也是这类人。
我们最近在上海招人，很有意思。招财务经理，要那种不是指挥人的，而是既能做分析又会记帐，跨度很大。这样的人很难招，都是高不成，低不就。招系统部经理更有意思，系统部经理要求要支持七八十个人，包括装机、杀毒等许多小事，压力是很大的。许多人一听都不来了，开再高的薪水都不来，而我们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
主持人：刚才熊先生说到专业化，TOM和新闻集团也应该有这样要求吧。
王先：香港的采编人员专业分得是很清楚的，跑经济的跑经济，跑娱乐的跑娱乐，他们会以专业的精神来跟踪新闻。
主持人：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分口，但感觉他们的专业素质却差得比较多。
李映红：确实是这样，在澳大利业，一名记者对他分跑的行业的评论可以做得很细，对读者的影响力也很大，比如一名汽车记者，他建议什么收入水平的人买什么样的车，绝对就是很权威的。
熊晓鸽：比较而言，在美国和欧洲，采编人员的专业化技能好一些。国内缺的是几点：一个是金融知识（financial），一般也不上这方面的课；二是商业、管理方面的技能。
你也许会说，这有什么关系，文字好就行！但现在大家的文字功底都非常好，但你要写经济现象。国外都是记者报出来的，怎么捅出来的？是看财务报表。我们记者去采访一个公司的CEO，问得都比较浅，问不出深度来。只要看财务报表，就能提前看出它的问题来。
我没到美国当记者前，老外看到我的稿子的时候都说：“你写得太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写的都是正面的，这些别人都知道。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拿新闻稿的人太多了，不够勤奋，也不怎么去学习和钻研。
熊晓鸽：上次我去汕头大学新闻系讲课，我对学生说，哪怕你去商学院，听听会计课，都有好处。为什么很多记者与他们的被采访者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你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积累，当你做了很好的准备时，你就能与他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流。
李映红：内地的媒体人才有一些长处。比如年轻，文化素质也都不低。但他们的敬业精神与西方记者有很大差距，我可以讲一个《世界新闻报》的例子。
主持人：你是说索菲王妃攻击女王的那件事吧？
李映红：对。《世界新闻报》是《太阳报》的姊妹报，它的一位阿拉伯裔编辑一直想采访英国王室的内幕，苦于没有机会和渠道。后来他知道索菲王妃办有一个公关公司，于是他就扮成阿拉伯酋长，去跟索菲做生意，做成几笔生意后，取得了信任，索菲就在他面前对女王、查尔斯、布莱尔攻击了一番，他都悄悄录了音。这在世界报业上被称为“最可耻的狗仔队行为，最伟大的采编行为”。这个记者这样做不是第一次，他还化装为阿拉伯酋长采访过萨达姆，得过世界采编奖。
王先：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的采编人员职业道德也相差甚远。
主持人：比如我们司空见惯的红包现象。
熊晓鸽：美国记者是绝对不准拿红包的。即使是企业邀请你去采访，替记者承担往返费也是不允许的，记者会是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因为你出钱我采访，那我只能写你的好了。
中国的记者就不同了，他们是高收入。
李映红：在西方，记者收红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曾经有一名资深电台记者，先后两次收受贿赂，一次是掩盖疯牛病的泛滥，一次是掩盖银行改革时引起的骚乱。此事引起极大反响，记者们被要求全部自查。在澳大利亚，一旦发现有受贿行为，永远开除，不允许再从事这一行业，这倒不是因为在法律上构成犯罪，而是这样做给媒体的名声造成了损害。
压力与收入
主持人：作为同行，我们很想知道港台和国外记者编辑们的收入情况。
熊晓鸽：在美国，编辑和记者不是个赚大钱的行业，收入只能算中等。
王：香港媒体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刚刚毕业的，每个月最低的只有八九千块钱，这八九千块只够在远郊租一间50平方米的房子。媒体肯定不是收入最高的行业，但是在这个行业里资历深的，或专栏作者，做得好的，收入还是可观的。总的来讲还是中产阶级。
李映红：在澳大利业，编辑记者的收入状况比较好，属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相当于澳大利亚平均收入的1.5至2倍。
王：而且他们的工作压力相当大，因为竞争很激烈，一方面每天要抢头版消息，捷足先登，要写出独家的东西，又不能为同行所不耻，不能写出错误的东西。
熊晓鸽：说到媒体从业人员的辛苦，我是深有感触，我在美国干了八年，从做记者开始，就从没度过一次假，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做编辑记者一定身体要好，而且心态要端正，他经常面临各种压力，像截稿期的限制。美国的编辑也会面临有没稿子，有时候就得自己动手写。
主持人：美国报业有一句行话就叫“Produce One Page Every Day”，意思就是每天一页。
熊晓鸽：是啊，国外报纸的采编每天要有一页，记者要写一页，编辑要编一页，这是任务，工作量比较大。当然不一定亲自写，约来的稿子也算。
主持人：记得好像是尼克松说过，美国记者的收入与他们的能力和付出的劳动是不成比例的，但他们精神的享受和对普利策的追求让他们孜孜不倦。
熊晓鸽：我很赞同尼克松的这句话，美国很多优秀的记者都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才去做，比如报道水门事件的那位记者，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会拿多少钱。我选择人的时候，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才能，有没有激情，我觉得激情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熊先生特别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
熊晓鸽：是的，我还要说一个要倡导的：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为钱去选择，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努力学习，使自己做得比同行更好。
李：做记者虽然累，但也很成就感。媒体工作者在澳大利亚就非常有社会地位，很受尊重，当然，你必须得有较扎实的文学、技术功底，并经过一系列培训。“无冕之王”的说法是从西方起源的，在现实中也真正得到体现。比如，《澳大利亚人报》驻堪培拉的政治记者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澳大利亚总理。
熊晓鸽：不错，记者的优势就是可以见到读者见不到的人，得到他们得不到的答案。
主持人：记者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熊晓鸽：一个好的记者是最有出路的。因为他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获得知识的能力，又能写东西。你发现没有，很多商业上成功的人，都做过记者。比如我CEO是做记者出身，默多克做记者出身，比尔盖茨也在一家报社做过记者。我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记者，喜欢把什么都写下来，喜欢问问题。
做任何生意也好，做领导也好，跟人沟通的能力很重要。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成功1%靠的是idea（创意），99%靠的是communication（交流）。而沟通恰恰是记者的长处。
专业化是媒体的发展趋势
熊晓鸽：这次回国，我在机场看到二三十本商业杂志，个个都号称自己要成为中国的Business weekly（《商业周刊》），那怎么可能呢？美国也只有一本Business weekly。媒体应该越来越专业，而不是都去挤一个领域。中国的媒体还处在转型的阶段，市场细分不够。
王先：我的看法和你一样，中国的媒体会越来越接近读者群，读者群的分化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会大量涌现新兴的媒体，有大众的，也有针对少数群体的。这种独特的需要、内容、知识会越来越专业化，就像欧美的News letter，满足了小群体沟通的需要，逐渐演化为代表社团、社区或某一行业人群的权力，专门从事广告的，专门从事电脑的，每一个市场都有相应的媒体来覆盖。市场出现两极分化。目前国内做大众性的媒体较多，也较好，但分市场的媒体还处于尝试阶段，专业化还不够。
主持人：这也就是定位问题，我们谈得很多，但真实做好不容易。
王先：英国报纸的定位是很准确的，有人开玩笑似地做过这样的分类：《泰晤士报》是办给管理这个国家的人看的，《卫报》是极左的，宣扬的是国家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每日电讯报》则极右，光从报纸上看，似乎这个国家已经被政治对手夺去了；《金融时报》是给这个国家的被管理者看的；《每日邮报》是给管理者的太太们看的；而《太阳报》，只要三版上的女郎胸大就行了。
而我们的很多报纸，你就比较难知道它是针对谁办的。
李：《太阳报》用最通俗的语言和平民化的观点，针对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这对中国一些媒体应该有一些启发，1999年，它大胆地用《太阳报》式的语言报道历史，老百姓增进了对历史的了解，比如报道滑铁卢战役，写“拿破仑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说……”影响相当大。
再比如你们《21世纪人才报》的一个报道……
主持人：哪篇报道？
李映红：前几期你们刊登了一篇文章——《富人该有多少钱》，这个选题不错。但此类的文章在西方报纸上是不会有的，因为它易导致老百姓心理失衡；他们就是紧紧地抓住中产阶级，也就是就是年收入在3到4万澳元的这群人，有新的税收政策出来以后，报纸会以这群人为报道主体，关注他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作坊式培养媒体管理人才
王：一个好的媒体，要有强烈的价值观念，但更主要的是要有先后顺序，成熟的媒体，它是一种执著，它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有用的知识传达给读者。TOM对编辑很尊重，编审独立，不受制于TOM其他的目标，比如财务目标。但尊重中也有妥协。在重大的原则前提，它还要以市场为导向，因为它是商业媒体，有商业目标，它要赚钱。因此，媒体要捕捉市场信息，要有创造力，如何能够在内容上脱颖而出，因为媒体最怕的就是重复。
李映红：媒体重要是有创新能力。一家报社，像《太阳报》，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习惯性地，不断地创新。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评价媒体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它能否赚钱，能赚多少钱。
主持人：看来你跟熊先生不一样，他很重视过程中的激情，你只看结果。
李映红：我们一直是这样，包括我们在考核员工的时候，看重的也是结果。新闻集团有个关于“result（结果）”的标准，就是说哪怕你工作非常努力，只要你的result比别人低，集团对你的评价还是没有别人高。
主持人：不管标准如何，但一份优秀的媒体，始终离不开优秀的媒体人。我觉得国内缺乏的就是的出色的媒体人才。
熊晓鸽：不仅是国内，其实全世界都缺乏。特别是优秀的媒体经营人才，他是不能由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因为与其他行业不同，媒体管理者每天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里，更多的是要靠经验，需要自己去琢磨。可能只有媒体管理人才这样特殊，他在全世界都是作坊式的培养，靠口传心授。
李映红：我觉得晓鸽这一点说的很有意思。保持媒体创新能力、决定报纸风格和报纸发展的，最终责任在总编。在这种发展的体系和流程中，的确一般都是以“传帮带”的方式来延续下去。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纸受默多克本人思想的影响就很大。
主持人：管理人才很难得，但王先在管理这一块应该还有经验吧。你曾经谈到过TOM集团的跨媒体运作，你们整合的都是一些优势媒体，他们的领导人都极有个性，你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
王先： TOM旗下的领袖都很有个性，很自信，比较难管。我很推崇台湾的“城邦模式”，管理者把每个分公司的领导尊为城邦的长官，遵循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念，是一个相互服务、相互妥协的过程。我们合作的过程中，都要去找坚忍不拔的、能力很强、灵活多变的人，人都是有两面的，我们在他坚持的方面，让他充分地独立自主，在他可以妥协的范围内，与他合作。
主持人：李先生，你跟随默多克多年，能不能谈一谈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李映红：新闻集团在这方面还是有特点的，比如他重用老臣，而且它的核心管理层肯定是报业人才。
主持人：据说默多克说过：我管理新闻集团这么多年，不曾与任何高层管理者过分亲近。
李映红：有的，他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有利于对他们的管理。默多克对管理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他秉承的宗旨是：“我们可以容忍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不能容忍没有行动。”而且作为管理者，他要求不应该过多拘泥于烦琐的事务，而要着眼于大的决策。
刊发于《21世纪人才报》2002年7月22日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