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权力颠峰期有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概括了她把自由市场准则引入英国的决心：煤矿必须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她过去常说，别无选择。
上周索尼(Sony)宣布，截至3月底的利润将比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预测低31%，这使人们想起她的话。索尼把利润下降归咎于电子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下跌，而这种产品降价是由人们转而购买数码产品所致。如今用标准部件来组装这些数码产品如此简单，以至于索尼无法维持它在模拟产品时代的高价。
给消费者带来好运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电视机、音乐播放器和电话等产品现在大多在中国制造。最近有一部精致的新纪录片，讲的是诺基亚(Nokia)如何设法确保其中国供应商们没有违法劳动法规。正如这部纪录片所显示的，厂商别无选择。在中国深圳，工人的月薪不到40英镑，其它多数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之竞争。在达沃斯(Davos)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自从耐克(Nike)因允许亚洲工厂中的剥削行为而碰到麻烦后，企业社会责任(CSR)已成为热门话题。在瑞士达沃斯山腰上开会的这个星期内，各家企业的CEO恳切地谈论自己如何致力于做好事，比如保护环境，以及以较好条件雇佣工人。
我很想把此类言论斥为善意的谎言，其目的是安抚在达沃斯四处出没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位首席执行官会坦承在剥削工人，但在中国组装产品是为了利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如果诺基亚的产品在芬兰制造，它们将非常昂贵。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撒切尔夫人最喜爱的经济学大师之一。他认为，对于全球市场引领他们去何方，它们不该有负疚感。他断言“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这句话在影片《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开头被引用。该片由托马斯•巴梅斯(Thomas Balmès)执导，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芬兰及法国电视台赞助拍摄。
弗里德曼的怀疑态度理所当然。政府比企业更有资格评判最低雇佣标准。电影中出现了深圳这家手机充电器供应商雇佣的女工，她们大部分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里，每月拿相当于36英镑的最低工资，然后还要扣掉食宿费。
如果此事发生在德国不来梅(Bremen)或英国斯温顿(Swindon)，就是一起丑闻，但在中国，正如一名女工指出的，她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在内陆省份以种地为生，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报酬：“我们有田地，但种地再也没什么好赚的。”通过来中国生产充电器，诺基亚正在改善这些工人的境遇。
对于任何一家运作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来说，忽略供应商雇佣工人的条款显然是不明智的。正如诺基亚的“道德和环境专家”汉纳•卡斯基宁(Hanna Kaskinen)对高管们说的：“诺基亚是一家大公司，我们始终受到瞩目，所以我们对问题郑重其事，这点很要紧。”
但是，公平地对待中国工人，以免招致负面宣传或公众的强烈反应，这个问题关乎审慎而非道德。大部分公司高管抱定不要成为激进分子目标的思想，而人力资源经理们经常以这种话来劝诫高管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言下之意是，重要的不是要有道德，而是要让人家认为你有道德。
也许实践起来是一回事，但这种言下之意导致了许多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中弥漫的讽刺意味。当诺基亚的(女性)伦理学家团队到深圳调查(女性)工人的环境，并面对一群(男性)管理人员时，这种意味就非常明显。对于这些行善之人的闯入，这些管理人员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厌烦地告退，有的则发火。
“坦白说，你没法撤换这些姑娘。(她们)非常可靠，雇佣成本又低，”工厂经理、一个英国人站在两名测量电缆长度的女工旁边说道。（这些经理是如此坦率，因为他们以为这些来访者是在拍一部关于诺基亚的内部片)。但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来访者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不安的事，这些经理经营着一座人道的工厂。
那么，除了摆脱激进分子对公司的虎视眈眈外，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是否还有其他意义？正如《中国制造》所显示的，确实有意义。弗里德曼说，企业通过完成其为股东赚钱的基本任务，而为社会作贡献，他说得对。为充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率而努力是错误的行动，任何公司都不该为此分心。
但是诺基亚经理们的目标更为朴素：确保其供应商遵守当地劳动法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客户可以决定，它的供应商能负担起给工人多好的待遇。鉴于这一点，上述的目标很难说有过错。事实上，对雇主来说，轻视社会责任是伪善、不道德的。
对于炫耀自己道德水准的公司，人们多少有些讨厌。但它们尽自己的一份力，确保间接雇员获得人道的待遇，这一点也没错。弗雷德曼认为，确保世界成为高尚场所不是企业的事，但对21世纪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它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