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是华人的奇迹。这种奇迹不仅在于他创立了美国最优秀的公司之一———王安公司牞也在于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比如目前领导思科公司所向披靡的CEO钱伯斯，就是从王安公司出来的。
当然，当钱伯斯决定离开王安的时候，已经是1991年，此时的王安已经是江河日下了。而4年后，当思科的总裁DonValentine将CEO的位置让给钱伯斯时，他对思科的全体职工说：钱伯斯将会使思科无往不胜。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钱伯斯做了王安CEO会怎么样，但这段历史至少说明一点，王安公司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才，也不完全是因为技术问题，有人说王安衰落是因为没有抓住个人电脑这一历史机遇，但这只说对了一半。最关键的问题出在华人公司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上：权谋管理与接班人危机!
王安24岁赴美，在应聘IBM时备受侮辱。王安开公司后，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改变华人在美国的形象。这种自尊与复仇既体现在他坚持用中国名字命名公司，也体现在他的管理方式上。
众所周知王安实验室的“三剑客”考布劳、斯加尔和考尔科，尽管才华横溢，但却相处得并不好。王安不仅没有设法通过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将他们统一在公司的战略目标下，而是让他们各自负责一个项目，鼓励他们三人相互竞争，王安从这些项目中选择最好的新产品投向市场。
同样，为王安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约翰·卡宁汉，很受王安的器重，成为惟一一位王安家族外能影响王安决策的人。卡宁汉之所以被重用，除了才华外，最重要的是他对王安的要求总是洗耳恭听，也从来没有对王安的领导位置提出过挑战。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卡宁汉是能够引导王安公司迈进21世纪的最佳人选。然而，他却并没被推上至高宝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王安家族的成员!
在这一点上，王安并不讳言，他坦然对媒介说：“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1986年1月，王安任命36岁的儿子王列为公司的总裁。
事实上，在这之前，王列就已经在负责公司的业务了。与传说中所描述王列并不相同的是，真实的王列并非一无是处，年青气盛的他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主张。比如他让考布劳三人统一思想，停止开发那些互相之间不能匹配的产品。他认为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系统化，在于整个系统互相配合和补充，而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功能。
他的想法受到了公司不少人的拥护，然而，王列哪里有他父亲那种个人权威与管理能力?1984年，斯加尔决定离开王安实验室。1985年，考尔科也离开了王安实验室。考布劳、斯加尔、考尔科三人可以说是实验室的三根支柱，他们为公司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然而他们三人都离开了，与其说他们是因为受不了王列的工作方式而离开的，不如说他们只能在王安这种“强人”领导下才能相安无事。
把位置传给儿子也并不必然导致公司的衰亡。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高尔文不也把公司传给了儿子?这里的关键是，在公司兴盛时你所做的一切，决定了你留给儿子什么。而你留下了什么，子女就继承什么!
“富不过三代”，这是压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一个历史宿命。王安之败告诉我们，如果接班人成为公司掘墓人，那么这种宿命很可能是在公司兴盛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