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登•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清楚地记得他在25岁那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学教授时的情形。尽管他不是取得如此高成就的最年轻的学者，而那么年轻，就获得如此成就的人确实非常少。
“当我来到这里时，完全没有经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从来没有教过课。其他教员都肯帮忙，给了我材料。但我却在独自摸索。于是我在课上到一半时，就把评估表分发出去，就是要了解学生们的看法，他们觉得这门课程怎么样？我能改进些什么？”
古尔斯比教授笑得前仰后俯，他回忆说：“学生们将表格交回给我，我记得其中一份评估表上写道：‘你很烂。但我希望你将这看作建设性批评。’”
在加入可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学院10年后，古尔斯比教授已经不具备年龄优势。他现年36岁，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终身罗伯特•格温(Robert P. Gwinn)经济学教授。
他的办公室位于一个新建的楼翼内，室内空间难以描述。墙上光秃秃的，楼翼四周被常春藤覆盖的大学校园内，满是19世纪后期的建筑。他的办公室内有成堆的书籍、文件和一块写满数学公式的白板，颇为引人注目。
其效果更加突出了该大学的形象：学术的苛严性。这是该大学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多产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原因。
“在某些方面，芝加哥大学就像是经济学家的迪斯尼乐园。”古尔斯比教授解释说，“他们（全体师生）在这里吃饭、呼吸、睡觉和生活。曾经有人说过，它将一个人的知识寿命延长20年，情况的确如此，看看像加里•贝克(Gary Becker)或鲍勃•卢卡斯(Bob Lucas)或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这些 （经济学家），在他们这个年龄，其它地方的同龄人尚未进行任何研究呢。”
“而他们却出席研讨会、撰写论文、展开学术辩论。从客观上说，我当时非常年轻。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学术圈真的是很活跃。人们对年轻人也是尊重有加。当我一开始接受这个工作时，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会说：‘你到底是谁？’但此处的文化一点都不像这样。”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古尔斯比教授能够致力于他感兴趣的数据研究，并且发现可以将其用于政策制定和商业界。
来芝加哥之前，古尔斯比教授在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拥有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该学科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他出名的研究领域可能是围绕互联网的竞争问题，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人们就互联网的商业前景展开激烈辩论。
“当互联网最初登场时，业内就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实质上将令各公司更易于进行价格歧视，从而将获利惊人。”
他说：“另一种看法认为，互联网是很好的平衡器，将使市场极具竞争性，获利应当不会出现，并且人们对价格会更加敏感。我可能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最主要人物。现在，我很高兴自己的论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的论文使商业界兴趣盎然，以至于他“开始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电话，有些是政策制定者，有些是商业界人士 （网络商人），这些人表示‘这非常有趣，因为它有关网络客户的价格敏感性’。”
古尔斯比教授还就美国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竞争局面进行研究，这使商业界以及关注同样问题的反垄断律师对他很感兴趣。他撰文论述电脑零售业中网络销售和一般零售模式的竞争，外界也有类似反应。
古尔斯比教授声明，他无意让其研究具有实际意义，这一切只不过是巧合。“我的确觉得有些吃惊。我所着手研究的课题似乎在商业界比在政策方面更有用。”
尽管他最初认为其职业生涯会定格在大学经济系，但古尔斯比教授现在商学院任职，对商业了解许多。
“拿到工作时，我从没想到会是在商学院，我一直在学习税务知识，希望去经济系、在某座高楼内埋头于成堆的论文中。”
“我对自己说‘我都不知道如何适应环境、如何与商业界人士交谈。’这是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样。”
他最近可谓炙手可热，决策者希望他施与援手，去年他在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总统竞选中提供税务政策咨询，今年又担任美国主要经济学学术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指导委员会成员。
去年，布什政府讨论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权私有化，他是主要反对者。
古尔斯比教授与自己所教的第一届学生仍然保持联系。
“我对他们深感歉意，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进行了许多尝试。但是这些年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感觉好多了。我只是研究领域一个数据员，我发觉MBA和一般商业人士都有同样的智力。”
“我觉得课堂教学的最终成功在于给出许多实例，运用经济理论并使其实用化，让学生知道如何提高决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的学生非常赞同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