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银行小案不断，大案频发，种种迹象表明银行患了重病。为找出病根，有许多人寻找良方：
戴国强教授认为：银行大案频发的根源在于“行长经济”。并且指出：我国金融业并非缺乏内控或者监管的相关规章制度，但同样让那些“熟知内情”的人无法回避的是，业内许许多多“变通”规则的做法普遍存在、经久活跃，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规章制度或者难以操作，或者常常被心照不宣打破，使得不少银行渐渐演化出了“领导所说就是规则”的潜规则。于是，在“上行下效”之中，一些职员有了“领会”：只要不触犯行长的利益，执行规章制度是“事在人为”的。可以说，近来时有案发的银行信贷员、银行会计等工作人员挪用、贪污巨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所在银行的行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漠视、纵容是密不可分的。
为回应“行长经济”一说，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副主任沈晓明指出：未来的各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就像大学的校长一样，只是行政管理，负责对当地的市场营销、业务拓展等，而没有直接信贷审批权。行长个人权力过大的确在国有银行改革以前比较明显，而在中小股份制银行中体现不明显。并且还说，为什么股份制银行和境内外资银行发生的这些问题比较少？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银行管理体制、机制问题。股份制银行一切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外资银行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在决策的集体性、执行规章制度的效力和激励约束机制上都要优于国有商业银行。这正印证了当前中、建、工行改革为股份有限公司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
这样推理，只要完成股份制改革，银行大案要案就可能溜之大吉。谁知事实扇了股改者一个耳光，今年又连续爆发数起上亿元的大案要案，有几起发生在股份制银行。又有人站出来指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章不循”。唉！某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人家绞尽脑汁，设置这么多规章制度，条条框框，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样看来戴国强教授所说根源在“行长经济”，击中了“七寸”，笔者也比较欣赏。但又一想，如果将权力让有德的行长掌握，即使权力大一点，再大一点，为官一方，就造福一方，何乐而不为？为人廉洁，执法严明，刚正不阿的包拯一任开封知府，就顶着压力，敢动真格，严查不法官员，使得朝中权贵在他面前都不敢恣意妄为，以致于当时这些人听到包拯的说话声都感到害怕。况且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看到有不利于百姓的坏制度，他会想办法改进制度：包拯看到凡是去官衙告状的人都不能直接来到公堂上申诉，必须先经过守门吏员的盘剥和侮辱。他下令大开公堂正门，让告状的人直接来到公堂上陈述是非曲直，吏员便没有机会，也不敢欺诈侮辱那些来告状的人。像包拯这样的好官，能保一方平安，百姓欢呼雀跃还来不及呢？人家权贵都害怕，一般人敢胡作非为么？
而银行为了限制各级行长的权力建立了“贷审会”，并建立了贷款审批牵头人制度，各级行长已不直接参与贷款审批，副行长作为贷款审批牵头人实行项目轮流“坐庄”制度，并且只有一票否决权，以审批人表决决定“贷不贷”，并全部记录在案。看似行长的权力减弱，似乎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无德的行长照样可以操纵“贷审会”，因为人事权在行长手里，“贷审会”成员必然会看行长眼色行事，除非某人不要“官帽”，现实中有几人能如此？！并且这种“贷审会”形似集体决策，出了问题，集体担责任，行长可以堂而皇之推卸责任，“得了好处又卖乖”，导致结果都不担责任，“你好，他好，大家好”。“贷审会”成立之后，这么多不良贷款、虚假按揭汽车和住房贷款，是因为制度不健全吗？真是基层信贷人员有胆发放吗？明事理的人都知道，在一片“双向选择”、“下岗，待岗”喊打、喊杀的气氛里，没有“后台”，有几人敢丢饭碗？除非吃了豹子胆。又有人讲银行股份制改革，大谈公司治理，好像股改了，问题就解决了，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司治理本质的内容就是把公司的资源委托合适的人去实现公司的目标，没有德行的人去管理照样会出事，外资银行让思想道德败坏的人去管理某个部门，这个部门也会出案子。韩非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没有德行的人能乱天下，何况一个单位？有一句台词说得好：“法律无情，人有情”。“情为谁所系”，就是关键了。再好的制度，无德之人，在有权的范围内，他可以改；在无权的范围内，他可以变通。中国共产党章程，笔者读了感动，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句刻骨铭心，这样好的章程，纵观历史，前所未有。可为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这么多“冒牌货”？不能不说，是有混进共产党内部无德之人在用人时，对于共产党的章程熟视无睹。而银行这么内控制度、监管制度，无德之人同样可以熟视无睹。如果人没有用好，就是将孙悟空的“紧箍咒”借来都没有用。
我们知道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这就是说要靠人去执行，执行的尺寸要靠人去掌握，更关键是制度执行情况的裁判。就像足球的裁判是发出“黑哨”还是“明哨”，那就要看裁判的综合素质。领导干部就相当于裁判，好的制度，在一个好领导手里，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能提高办事效率，增强凝聚力。否则在无德人手里，百姓就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就像当前银行的薪酬制度，从理论上看还好，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为官论”，员工非常失望，没有看到一丝公平、公正的影子，有的人心里禁不住要问，原来共产党的干部是如此。并且方案在工会表决中，工会名存实亡，工会变成官员操纵的场所。这样就破坏党的形象，制度适得其反，加剧了领导与员工的矛盾，使大多数人心里失衡，甚至发生心灵扭曲，促使了违规经营。更不可思议的是，违规处理中，基本上是刑不上大夫。员工是弱势群体，出了问题无人保，只要沾上边，可能就要挨一刀。领导出了问题，一般层层有保护伞，基本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禁要问，制度谁制订的，贷款谁有权审批？可以说没有领导干部的指令，极少员工有这个胆量发放贷款。最令人发指的是，员工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腐败行为。员工心里亮堂得很，如果有人站出来主持公正，“大鱼”还在后头呢！
为何如此？银行长期以来存在虚假行为，比如变相、违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等，有几人不知道银行的报表数字改来改去，成为一种习惯。送礼成风，“跑官要官”引以为荣，代代繁殖。这样的环境能培养出几个好干部，既使有要么排挤走了，要么在夹缝里求生存，要么是大幸。由于不正之风较普遍，各种毒渗透到各级领导干部脑中，没有“大鱼”在后台才奇怪呢？事实证明，出了事的人，案发前大都是行里的“红人”，各方面人事关系（特别是同上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他们关系好，靠什么？不靠钱开路行么，靠自己的一点工资行么？还不是公款。这种人在银行里不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自己内部查问题基本上是流于形式的根源啊！自己有病，还敢于动真格么？因此，被爆发出的银行大案反而并不可怕，说明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可怕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仍存在潜在风险的各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制度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靠人啊！所以银行患重病的根源在于用人。伟人毛泽东说得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再谈理论、制度，都会变成一句空话，银行搬到月球上去，也会有人千方百计摘下来。
值得指出的是，学习外资银行搞股份制改革，学习先进经验本身没有错。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要以为外资银行的“月亮更圆”。至少他们剥削人的东西不能学，必须先解决我们的银行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前提下，才能讲学好外资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中国史、世界史告诉我们“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不可改变的历史总趋势。掌握这一条，比学习外资银行强得多，如果毛主席打天下，照抄照搬外国经验，能取得胜利么？中国的银行离开了广大人民这块土地，离开了银行员工的支持，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先立足于本国人民，先把自己的内部员工搞好，先弄清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古人说过，邪恶和正直是决定太平或者混乱的根本，赏、罚是保证太平消除祸乱的工具。邪不压正，怎能不出事？是谁掌握赏罚的权力，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啊！领导干部自身不正，怎能不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怎能管理好下属？孔子说过，领导者自己身正和主持公正，就能使下属自觉去行动；自己身不正，虽然下令人们也不认真服从。事实也是如此啊！一个领导只要求别人这样、那样，而自己放任自流，在他管辖的范围不患重病才怪呢。领导干部是一面旗帜，差的领导要么带坏一批人，要么使正直的人反对。好的领导干部，像包公一样不但能保一方平安，而且可能使“差的”变好，好的更好。有人针对银行的大案，说得好：“案子出在基层，根源在于高层。”确实如此，那一个银行问题多，说明那一个银行的领导干部毛病多，有的可能得了不治之症。
种种事实表明，如果我们还对银行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含糊其词，把无德的领导看成自己的“同志”，存在心慈手软的心里，只会害了自己的同志，损害银行的事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遇到的问题会使银行高层措手不及，加重了我们反毒的资本，因为他们的重心和心思没有集中到领导身上，他们还没有明白“没有管不好的员工，只有管不好的领导”这个道理。所以，银行要搞好，必须把重心放在领导干部身上，看到银行患重病的根源在于用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