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是成功之本，得人才则成，不得人才则败。汉武帝刘彻曾说过一句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乔家经商和汉武帝治国一样，之所以能在商业上做到富可敌国，而且长盛不衰，关键是在乔“在中堂”旗下聚拢了一批人才，而且都用其所长。
延揽一流人才
能观天象的掌柜
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后，生意日渐兴隆，买卖日益扩大，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乔家的买卖“大难不死”，成了包头商界的佳话。当初亏赔时乔家表现的良好信义和显示的雄厚财力，更成了包头商界的美谈。这极好的信誉和红火的生意，不仅使买卖家愿意与乔家做生意，而且使许多精明能干的买卖人愿意来复盛公号里为乔家效力。所以，一时间，乔家的复盛公字号人才济济，群英会聚。
相传，复盛公六陈行的一位掌柜道行颇深，他不仅精通六陈行的业务，而且能观察天象，预测收成。
这年夏天，包头一带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人们普遍担心秋后谷贱。所以，一般买卖家对粮食的“吞”劲减弱，农家对粮食的“吐”劲增大，粮价呈下滑趋势。
面对如此形势，复盛公六陈行的掌柜也下令暂停买进业务。其后，他就整日不理号事，只是闭门睡觉，晚上却彻夜不睡，披上被子上屋顶吹凉风去了。按说，包头地处塞北，夏日虽炎热，夏夜却凉爽，哪需要去屋顶睡觉？伙计们都觉得奇怪：掌柜的怎么这么不正常？直到他这样一人一被连续在屋顶独坐了四五个夜晚后，他才开始料理号事，发号施令：明日开始买进粮食，有多少，买多少，直到把账房的银子买完为止。
众伙计不解，都说他“日怪”，但号令难违，只能执行掌柜的号令。招牌一挂，卖粮者涌来，六陈行的粮仓不几日就堆满了。这还不行，掌柜的又让伙计们在大院里筑粮台，做粮囤，当做简易粮仓，继续大量买进。直到六陈行的银子完了，院子满了。
包头的同行们见状，纷纷取笑：都说复盛公的六陈行掌柜精明，这下可能是精明得过分了，就按下滑到这时的粮价卖了，这六陈行的粮食买卖也得赔一大笔钱呢！眼看着丰收在望了，秋收后岂不是更得赔钱！
粮价越下滑，同行们越取笑，伙计们也越担心。
可就在秋收前的农历七月初，包头一带突然暴雨成灾，黄河水泛滥，大片粮田被淹，眼看到手的粮食，一下子被“龙口”吞走了，这一遭灾，包头一带的秋粮几乎绝收，秋天下来，包头大闹粮荒，粮价飞涨，复盛公六陈行大大赚了一笔钱。
这时候，复盛公六陈行的伙计们才拨云见日，明白了：掌柜的真有道行！
伙计们问其故，掌柜只笑不答，问得紧了，掌柜的才反问：“你们知道我那些黑夜披上被子上房顶是做什么呢？”人们摇头。
掌柜的这才告诉他们：“我那是观星呢！我初看，看出来今年秋天有水灾，但不敢断定，也不知道确切日子。所以就连续看，翻来覆去看了后，我才敢断定：秋天肯定有水灾，而且水灾就在7月7日前后的7天。这时候，秋庄稼还没有开镰收割，断定了这，我才敢叫你们大量买进呀！”
“原来掌柜的能观天象，真神了！”伙计们不住地感叹。
巧识瓦楞上的谷子
在复盛公六陈行里能观天象的掌柜固然不多，但精于粮食买卖的掌柜却可谓人才济济，每一任掌柜都是一流的人才，在包头可谓声名卓著。
有一次，一个同行听说复盛公六陈行的掌柜道行深，精于粮食生意，心里不很服气，便起了试探之心。
他看见屋顶瓦楞上有几棵谷穗，便把这些谷穗搓下米来，看了看与普通谷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送到复盛公六陈行作样品，问掌柜的：要不要，要多少。
掌柜的拿上这位同行送来的谷子看了看，掂了掂，再搓了搓，便知是瓦楞上的谷子，也明白了来者之心。于是将计就计：“你有多少这样的谷子？”
“有100多石吧。”对方回答。
掌柜听罢，坚定地说道：“你要有100多石我都要了，价钱加倍！可你要没有100多石这样的谷子呢？你敢赔我100多石谷子？”
这位同行支吾不语。
掌柜的嗤之以鼻：“哼！你有一百多石？哄鬼去吧。你连一石也拿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对方问。
掌柜的笑道：“这是瓦楞上的谷子！你能有多少？”
这位同行顿时折服得五体投地：“啊哟！人们说复盛公六陈行的掌柜有道行，我还不信。今日一试，真是名不虚传呀！佩服！佩服！”说罢，施礼而去。
不以资历选人才
乔家鼎盛时期的掌门人乔致庸对各字号买卖一般放手不问，被称为甩手东家，但却十分注重任用各号的大掌柜，各号大掌柜多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光绪年间中期，票号林立，龙争虎斗，正是票号业最兴盛而又竞争最激烈的时期，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一要资本雄厚，二要人才优秀。乔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商业积累，资本已是十分雄厚，占有明显优势。但经营票号业起步较晚，从光绪七年成立大德恒票号、光绪十年成立大德通票号算起，比平遥最早的日升昌票号晚60来年，比祁县最早的合盛元票号也晚40多年，所以，票号内还没有形成出类拔萃的人才队伍。
此时，已经70多岁的乔致庸壮心不已，对朝气蓬勃的票号业务倍加关注，意欲有一番作为。他有包头“复”字号和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给他积累的雄厚的资本，只是缺少像平遥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那样的大才。平遥日升昌的李东家是个开小买卖铺的小财主，与他乔家差得十万八千里。可自从任用雷履泰创设票号以来，日新月异，几十年间暴发为远近闻名的大财东，人才难得啊！
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一天，他得到一封汉口的快信：有一位精明能干的“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辞职还乡，正路经汉口，不日将还乡回祁……若东家有意起用，须尽早决断……
乔致庸见此信喜出望外，此人正是自己需求的人才！当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准备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入他家票号。
原来，这阎维藩是祁县下古县村人，自幼家境贫寒，念了几年书便辍学进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学徒。他天生聪明灵活，口齿伶俐，善于应对，又写得一手好字，再加上勤劳肯干，深得掌柜赏识。经过工作实践后，便出落得精明能干，是个人才了。于是总号派他去福州分庄当经理。他去福州以后，积极拓展业务，结交官府，为蔚长厚赚了不少钱。
当时福州有一位年轻的武官恩寿与阎维藩交往密切，也给蔚长厚揽了不少买卖。阎维藩看出此人前程远大，恩寿也被阎维藩的经商才干折服，二人交情日厚，如同兄弟。
此时清朝政府腐败，贿赂公行，官员们往往要花销许多银子才能得到升迁机会。恩寿因手头拮据影响升迁，阎维藩慷慨地为他垫支了10万两银子。本来，阎维藩虽精明能干，但却年轻资浅，来福州分庄任经理后，颇受年长的同事妒忌。这样一来，他们见有机可乘，便写信向总号告了阎维藩一状。
总号得知此事后，觉得这么大的事不与总号通气，不仅有越权之过，更有冒险之错：万一恩寿还不了银子咋办？10万两，不是小数呀！于是派人来福州查处阎维藩。也是阎维藩福分大，恩寿造化大，恰巧这时候朝廷擢升恩寿的圣旨到了福州。于是阎维藩被免于查处，继续留任福州分庄经理。
不几年，恩寿便还清了蔚长厚福州分庄的10万两银子。阎维藩觉得此事已了，想到当初差点被总号查处，对蔚长厚也早已没了感情，所以决定离开蔚长厚票号，从福州还乡，准备另谋前程。
阎维藩还乡途经汉口时，恩寿正在湖广总督衙门高就，他念及当初阎维藩资助之恩，所以对他隆重接待：敲锣打鼓，仪仗旌旗，并马而行，称兄道弟，闹得汉口沸沸扬扬，各家票号无不知晓阎维藩的大名。于是，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乔家。
乔景仪知道父亲的用意，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早早地前去距乔家堡30里外的子洪口迎接阎维藩。这子洪口为南北交通要道，是阎维藩回祁县老家的必经之路。一班人马在子洪口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
乔景仪向阎维藩说明来意和他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维藩大为感动：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名声远扬，能对他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说罢，乔景仪便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他自己则骑马驱驰左右，并说这是家父乔致庸的嘱咐。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但阎维藩也是知书识礼的人，乔家敬他是礼，他本人哪能让比他还大几岁的少东家骑马，而自己坐轿，但乔景仪谨遵父命，执意让他坐轿。最后，经一番你推我让，采取了个折中办法：阎维藩把衣帽置于轿里，算是代他本人坐轿，他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的，白吃了几天的好酒好肉，到如今又是16个人轮换抬一座空轿，轿夫们如脚下生风一般，比乔阎二人的马还走得快。
报信的早跑回乔家禀告了乔致庸。阎维藩来到乔家时，乔致庸盛宴款待，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越礼度，对时局和票号业务更有许多真知灼见。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更使乔致庸喜出望外，赞不绝口：“阎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呀！堪称经济大才！老夫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啊！”其情殷殷，其意切切，有如刘备恭请诸葛亮一般。
俊鸟攀高枝，大才遇明主。阎维藩见财势赫赫、大名鼎鼎的在中堂堂主乔致庸如此抬举他，哪里还能有什么二心？此时的乔家是祁县乃至整个山西屈指可数的财东之一，财势远远超过了介休侯家，乔家的大德恒票号也远比蔚长厚票号的资本雄厚。阎维藩看到乔家对他如此器重，再想想他在蔚长厚票号屡屡受窝囊气的情形，顿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为报知遇之恩，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乔老东家效犬马之劳。此时，乔致庸正有意替换经营状况不佳的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于是，年仅36岁的阎维藩出任了乔家大德恒的总号大掌柜。
此后，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之久。由于他雄才大略，再加苦心经营，使大德恒业务日新月异。在他主持号务期间，每股账期分红在8000至10000两白银之间。中间连遭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诸多社会动荡，许多商家票号纷纷倒闭破产，而他主持的大德恒票号却因能采取及时的应变策略而安然度过了这些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