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与救赎：打击坏公司并不是目的》
作者：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姜汝祥
引子：从GE的韦尔奇说起
当本世纪初，安然，世通，安达信这样的巨人倒下时，对美国民众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其实倒下几个公司又如何呢？有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并不是伤害本身，而是我们对伤害的反应。
所以，美国民众很快就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几个大公司变坏，真正可怕的是自己认为大公司不会变坏。既然如此，重新对大公司竖起“我不相信”的大旗，就成了911之后美国商业界的主流。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哪怕是GE这样的公司，公众也投了不信任票。结果如何呢？结果是GE这样的优秀公司，韦尔奇这样一流CEO也的确存在问题，比如韦尔奇退休之后，仍旧在很多花费上继续花着GE的公款——比如GE为韦尔奇报销4处住宅里的电器、汽车、卫星电视费用；一些各种体育赛事等娱乐活动的昂贵门票费用也在报销之列；韦尔奇还享受着位于曼哈顿的GE豪华公寓的使用权和相关秘书服务；甚至连日常食品、酒水、订阅报刊杂志等费用韦尔奇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可是在花股东的钱呀！
接下来的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在老朋友巴菲特的建议和开导下，韦尔奇向通用电气董事会提出了修改退休福利申请，要求取消或降低额外的优厚福利。与此同时，GE在对高管的监控做了大量改进。
企业公民报告：发展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产物
到了04年底，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世界级公司，都在发布监督企业管理层行为的《企业公民报告》或者《社会责任报告》。为什么要这样？我相信，这些公司是希望通过这类报告，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是时势造英雄，公司的发展只是一个良好经营环境的产物，如果公司不自觉参与建立与维护这样一个环境，想浑水摸鱼，那么结果是双输。
这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进步逻辑：声誉与利益是相关的，而声誉是由公共社会提供的产品，所以一个公司犯错，如果能够在整个公司群形成“集体记忆”，从而导致民众与公司两个利益群体都在反省，从而建立制度性的变革与文化变革，这是一种多好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
在GE2006年的《企业公民年报》中，开篇就明确了“企业公民”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管理这种变化需要我们有责任感！
也就是说，企业公民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商业的游戏：商业机会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平衡！只不过这种机会成本从过去的商业领域扩展到了社会与环境领域。解决的是所谓“大需求（big needs）”,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单纯的“消费者需求”。
我们还是从具体的结构看吧，GE的企业公民的结构是所谓的379模型：三个维度，七大对象，九大原则。
企业公民的结构：GE的379模型
三个维度：良好企业公民具有三个主要相互关联的层面：
1、强大的、持续的业绩
2、对金融和法律制度的严格遵守
3、诚信之上的道德与责任(Ethical actions beyond compliance)
七个对象：企业公民涉及的对象是：
１，投资者，２，员工，３，政府，４，客户，５，合作者，６，社区，７，非政府组织或公众利益倡导者
九大原则：GE依据下面九大原则与所有团体对话：
１，保持以诚信业绩作为公司方针基石的传统
２，制定业绩的高标准
３，将诚信作为核心经营原则
４，建设卓越的公司治理制度，强化董事会管理
５，开放，透明
６，培养伟大领导人
７，通过解决全世界最困难的问题发展业务
８，在法规要求之外采取符合权益相关人和公司长期利益的道德行动
９，通过慈善活动和志愿者行动回报社会
中国公司的企业公民：打击坏公司并不是目的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公司的企业公民评选中，从现象看似乎很国际化，但实际上非常的本土化与“社会化”：企业公民被当成对“坏企业”反动的一种工具。比如在流行的企业公民评选中，好的企业公民行为被界定为四个方面的指标——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等。
这在基点上是有点问题的，有点类似于王石所谈的结果与战略目标的关系。比如万科2014年的财务指标是一千亿，但这一千亿是结果，不是万科的战略目标。万科的战略目标是有质量的增长，当我们追求有质量的增长，而不是追求单纯的数量增长，这种时候的一千亿就有价值了，所以财务指标可以很高，但落脚点却在机制上，这样就对了。
这也是市场经济伟大之所在。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上，但市场经济却并不把发大财当成目标，市场经济把个人产权的建立与自由竞争，公平交易当成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并不是西方发财的欲望比我们强烈，而是不同的机制使然――中国人喜欢用政治或情感的方式谋取利益，而西方人喜欢用公开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谋取利益！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企业公民的基点仍然是要站在 “经济人属性”上。
结论：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革命
企业对对利益的追求，与对法制约束、对诚信与道德的追求，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就象当年西方的贵族与皇帝之间在权力上的争斗，会从宗教与文化复兴上体现出来一样，这一切只不过再次重复了一个古老而简单的逻辑：社会的进步是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当我们强化企业的主导地位，强化企业深入到法制与道德等各个层面，我们这个社会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支撑，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
出发点是利益，实现方式是价值观与约束，社会进步是通过利益推动的！这就是我理解的企业公民的真正要点。正如GE在企业公民年报中强调的那样：“GE稳定的优良业绩，对于几千万乃至几亿人而言具有非凡的价值。GE经济使命中的人性化一面，就在于它为我们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所有权益相关人提供了持续可靠的关键利益。这就是我们将它作为良好企业公民第一要素的原因。”
由此我们再看GE企业公民之七大对象：１，投资者，２，员工，３，政府，４，客户，５，合作者，６，社区，７，非政府组织或公众利益倡导者。从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两点：首先是与基于利益的结盟――GE始终致力于满足投资者、员工、顾客、终端用户、供应商和社区的不同需求。其次是基于企业生存环境的要求与合作――GE努力与政府、公众利益倡导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开放式的、相互尊重和有价值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公民运动的中国化是一场对中国企业家的救赎，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你为了掩盖“原罪”而赎罪，在企业公民的意义上，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当是谁：公司经济使命中最重要的意志，就在于要求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坚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以追求利益为载体，传递市场经济的法制思想与文化精神！
所谓的“若神不在，一切皆无”，我想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