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重组成为今年国资改革的核心关键词，从中央企业压缩至80—100家数量的大限将至、“中投二号”已经获得高层批准，到央企剥离作为非主业的酒店业务，还是央企对于非主业资产的管理举措出台、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的考核，等等，都显示了国企重组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甚至有些人把今年称之为“国企重组年”。在这些政策导向下，国企尤其是央企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重要的举措在哪里？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国的国企改革发展方向又是如何？以及由此影射出的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毫无疑问，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思考和理性应对，将有助于把握我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近一年多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界面临了一个至今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的争论，那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本身已经说明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立，我国的国资管理体系依然还需要不断地转型和完善。从这个角度思考，没有答案实际上已经隐含了答案。
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实现“V”型反转，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低碳经济等问题，又显得如此重要和急迫。这些也必将对我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同样的新环境和新要求，不可忽视的是，都还面临着一些发展的新制约，这种制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策导向的偏差上。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和“断层”特征，其发展路径带有相当大的“阶段性”特征，当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国退民进是否取得成效，还来不及及时总结的时候，整体上市、国企重组已经拉开大幕，每次的政策导向似乎都是“意义深远”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此，民企的发展格局也在被波及的范围之内，当人们还在为“非公36条”的出台而欣喜的时候，民企发展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依然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国有企业要发展，而且应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除了极个别的行业以外，要向混合经济体制发展，而不是高度的垄断。如何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它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有些可能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些也许在今后才能陆续显现出来。我们这次战胜经济危机的影响，与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但是下一个30年我们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子如何走？
今天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如何适应、乃至引领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三十年的形势发展需要的历史性责任，今天的所思所为也必将奠定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底色。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由外部资源依赖型转为内部能力驱动型，应该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去三十年，我国的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机会，面临着“消费饥渴”带来的巨大市场机会。如今，积极地应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打造真正的内部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创新商业模式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变化，本质上是企业组织模式、人才结构、经营理念等的改变，是企业的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是一次破旧立新的转型。
企业破旧立新的转型，大都会带来双重风险——原有利润可能丧失，而新利润又尚未形成。但机遇常存在于风险之中。在行业新的增长点面前，老牌企业最容易恋旧，因为他们是现有市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行业新的增长点在许多时候都是以新兴市场的面目出现。主流企业因为有现成饭吃，往往容易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想依仗雄厚的实力和巨大的爆发力，等市场明朗之后，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因此，这些公司很少能像当年那样再一次站到行业创新的浪尖上。等发现市场突变，其领袖地位受到威胁时，再作应对，为时已晚。相反，那些审时度势、主动转型、自找苦吃的企业，几乎都能有所斩获。
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看来，放弃昨天是第一个原则，同时也是所有其他原则的基础。我们首先需要解放资源，即不利于提高绩效和出成果的方面再也不是资源投放的方向。事实上，如果不能首先放弃昨天，创造未来只是一句空话。留住昨天始终是非常困难且浪费时间的。因此，要留住昨天，组织需要投入自己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最能干的人才，但最终仍旧是一事无成。
韩国“三星”九年前实施“数字化战略”时，集团董事长李健熙的变革理念就是“除了妻儿以外改变一切”。伤筋动骨免不了阵痛，当时选择“离开”的高层员工高达60%。但阵痛过后，却崛起了一个新三星，其手机、LCD、笔记本电脑、随身听等产品，甚至让摩托罗拉和索尼这样的“行业领导者”也黯然失色。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地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金融危机之后，更要依赖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真正意义上的重组实际上就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无非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了，事物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
与此对照，我国的企业在重组这个“大势”之中，如何有效地立足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企业转型，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而言，如何有效的遏制投资冲动，显得尤为迫切，因为绝大多数的转型是在“做减法”中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加法”在原有的做法上加倍“使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