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美国Vassar College地理系教授)
童昕(北京大学城环系博士)
陈强 许亚青/文
数字革命在中国，将引起怎样的空间重组？数字洪流之下，城市们在发生怎样的流变？“毋须远行，毋须等待”，互联网技术的诞生，是人类对时间与地理空间的一此巨大超越。
曾几何时，面对互联网经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大胆预言，随着通讯、交通技术的不断飞跃，总有一天，距离和地域的障碍会被人类克服。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做生意，地区的差异将会消除，地理作为一个古老的学科在这个新世界将变得毫无意义。
预言不是神话。
然而，在新千年伊始，经过30多年全球化的蓬勃推进，人们却发现地域分工的结果是使得世界上极少数的某些地区，主要是一些世界性大都市区，以及少数高新技术区摇身一变成为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和举世瞩目的焦点。地区间在世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反而更加明显。
差异或许只是预言成真过程中的昙花？
近15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大都市区和高新技术区的研究蔚然成风。最近这种对地域差异的认识已经越出了学术界的象牙塔，越来越为政策决策人和大众所接受。最为典型的例子是Joel Kotkin新书的出版，Kotkin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曾发表过多部探索全球化对美国影响的畅销书，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工商界与金融界。他近期出版的新书题为《新地理：数字革命如何重塑美国的景观》，其中作者宣称，新经济之下，地域或区位的选择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由于不同的居住环境引来不同的人群定居，富有特色的社区正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这些社区吸引了需要这种特色人才的企业在那里集聚。企业的集聚进一步导致了人才的流入，形成一个不断膨胀的特色区域。以高科技区来说，国人熟悉的硅谷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这种集聚区并非一成不变，正如硅谷可以从加州的果园中诞生一样，一些新的高新区也会从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起步。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的远郊，附近有高质量的大学、优美舒展的城市景观的地方，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如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南加州的IRVING和北卡罗莱纳州的金三角等，正在成为高技术发展的新宠。
而数字革命在中国，将引起怎样的空间重组？
数字洪流之下，城市们在发生怎样的流变呢？
数字革命下的中国城市
自1988年中关村被批准建立实验区之后，全国已经建立52个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省级及以下的高新技术区就更不胜枚举。
不过，毕竟与美国相比，中国落后太多。因而，数字革命下的中国地理，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所谓高新技术区，全部是以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服务和装配加工起家，并逐渐向技术核心逼近。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北京的中关村和广东的深圳东莞一带，前者以贸易起家，后者以装配加工为重。
中关村：新经济的象征
中关村，是众望所归的中国“硅谷”。甚至连美国人都承认，这里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以北大清华中科院为核心的73所高校和232个高级科研机构；这里是实验和探索的摇篮，无论其结果是辉煌的成功与辛酸的失败，这里总保持着一种魅力，可以让你执著于自己的创业梦想；于是，这里成长起联想、方正，这里也培养了柳传志和王志东等真正中国本土意义上的企业家。
1999年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中关村在全国高科技产业的龙头地位，并显著加大了国家政策及资本的扶持力度。
然而，中关村是否能够不孚众望，成为真正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
我们看到，在中关村，企业之间信息流通不畅，各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服务体系如风险投资、企业信用、市场监督、中介服务系统不存在或不健全。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不发达，大企业常以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高技术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
可是中国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关村。
新经济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对技术、人才的高度依赖，而在这两项中，中关村有全国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关村对国外技术高度敏感，而且有多所大学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级技术人才，互联网公司在北京的迅速发展，就证明了北京紧跟国际潮流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经过15年来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关村的企业已经对中国高技术市场的脉络，从硬件、软件到互联网服务有了相当深入的把握，也建立起了复杂多面的市场渠道。这个成就当然与中关村位于中国首都、接近各重大决策机构和集团资源不无关系。这种优势再加上本地区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关村不是不可能在未来成为有世界意义的创新中心。而目前的中关村也正在逐渐从以民营科技为主体、“贸工技一体化”为特点的国内科技贸易区,转变为以专业分工为基础、以IT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软件、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面向中国市场的高技术服务等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地，并进而成为一个无法替代的国内外智力交流的核心平台。
硅谷的企业分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色：众多的中小企业吸附于大型高科技企业生存，从而成就了硅谷的辉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关村的这些大型高科技企业在自身拓展的同时，也应该给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小企业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再加以利用，而非简单的吞噬与扼杀。
华东与华南的交手
中关村不是唯一的亮点。
在北京之外，华东和华南也将崛起全国最重要的科技中心。自80年代始，在中国南方，最为亮丽的高科技发展区就是珠江三角洲以深圳东莞为中心的企业带。深圳从80年代起，吸收了大批内地的人才和资本。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快捷的信息来源和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依托改革开放后中国最繁盛的中小企业带，一度成为高科技创业者最适宜的摇篮。在高科技的硬件、软件及网络服务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另外，经过20多年的建设，深圳规范亮丽的现代城市景观在华南城市中独树一帜，成为不少外资企业心仪的目标。在近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经济杂志The Industry Standard上，深圳被评为全球最有希望的新经济成长点之一。
虽然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深圳不再如过去一般耀眼，但是多年的基础以及日益成熟的商贸氛围，加之与香港资本及信息的广泛联系，深圳还将作为中国针对外向型中小企业技术与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支点。
深圳附近的东莞，90年代中后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这里政策灵活、华侨联系广泛、出口便利，又有大批质优价廉的民工涌入，对于出口型电子器件和整机的生产装配非常有利。先期由港商、后期由台商启动的东南亚电子生产的转移，很快使东莞建构了一套电子配套产品的企业网络。国内重要的电脑企业如联想、方正、长城也纷纷“孔雀东南飞”，将自己的制造部门迁入这一地区，使东莞占据了相当的出口市场。
不过目前东莞却日益面临来自苏州的强烈挑战。由于大批台湾厂商，尤其是华硕等一级大厂将企业资源移至苏州，苏州正成为地位日趋重要的电子产品加工基地。但目前两地分工尚未定型，东莞现有的配套能力及出口优势尚未被苏州取代，加上全球电子企业的需求继续扩张，还很难断言东莞电子业一定会衰退。
上海浦东及苏州地区可能在五至十年内上升为世界电子类及相关产品，特别是笔记本电脑等高端产品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浦东90年代开发以来，重新焕发了上海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世界性大都市的风采。良好的基础设施，深厚的商业氛围，精致的生活情调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外商及国内大企业的迁入。上海已俨然成为本世纪中国的企业之都。伴随大企业的进入，众多技术人才、管理精英也涌入上海。联想等大公司也正计划在浦东建立生产基地。台湾的大笔记本电脑企业也将在浦东设厂。而且，上海还是中国互联网发展仅次于北京的地区。
受浦东发展的波及，苏州及周边地区已经成为外商及台商高科技制造与研发的重要基地。台湾主要的一线大厂纷纷迁入，抢占华东风水宝地。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富饶的鱼米之乡，人杰地灵，文化教育水准高，商业网络发达，当地政府更以高效率规范作业著称，非常适合高端电子制造企业的发展。生活上，无论是雍容华贵的上海，还是精致优雅的苏州，都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对于高收入的技术管理人员尤为如此。所以这一地区的高技术行业在发展上一定会比东莞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但总的说来，上海苏州的发展，可能会沿着国内外大型企业的总部运作和制造的方向发展，核心性的创新产业，尤其是在软件和网络产业的发展方面，可能不及北京重要。
亚中心城市
根据Kotkin的观点，高技术企业的选址将会以人才喜好为转移。这在人口高度自由流动的美国，当企业过分集聚的弊病如交通堵塞及房价、生活成本高涨等情况出现时，就可能会引发向小城市或大城市远郊的转移和扩散。可是在中国，由于城乡及不同规模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加之对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未来人才集聚的地方应当还是有生命力的少数沿海大城市，一时很难出现向中小城市的偏移。
那么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外，还有哪些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亚中心呢？答案可能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距沿海大城市较远、教育水平高的省会城市，如沈阳、成都、西安、武汉。这些地方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鼎立扶持，一方面由于人才的不断输送，以及当地较大规模的经济需求，也可以生发高技术企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成都，虽远在西南，但由于人才丰富，人力成本低廉，已成为许多北方企业软件生产外包的基地，这个城市自己也已土生土长起像托普这样的大型IT公司。
总之，数字革命下的中国，不会出现由互联网引发的高技术企业广泛的空间扩散。反之，中国高技术业的景观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会被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城市所塑造。我们期望的是由于企业的集聚和创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水平会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提升，这种提升通过互联网，可能会带动起大批中国内地企业逐步走向新经济时代。
北京：从“村里”到“嘉里”
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西北的中关村地区是北京乃至全国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然而，1998年以后，中国最新一轮高科技创业风潮中出现的.COM公司，却有很多不在中关村的风水宝地，而选择了朝阳区的国贸大厦一带，驻扎在离中心商务区(CBD)不远的高档写字楼内。
中关村和朝阳区CBD都是.COM集中的地区。但是，最大型和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公司多集中在朝阳。中关村地区除了最知名的新浪网外，则主要集中了以游戏和社区为重点的网站。
而朝阳区最知名的.COM大本营是嘉里中心，从1999年起，这里进驻了20多家知名的网站，包括新飞网(163.net)、Chinabyte、易趣等。嘉里中心附近的写字楼中也有很多知名网站。由于新兴的网络公司进驻嘉里之多，业界一度有“从村里到嘉里”之说。那么这种高科技公司的区位转向又意味着什么呢？
资本意志：毋庸讳言，90年代末中国网络公司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风险资本的支持，著名的风险投资商如高盛(Godman Sach)和IDG都对网络公司青眼有加。国际资本的运作又一向以北京东部的朝阳一带为重。这里涉外机构众多，基础设施健全，高级宾馆写字楼云集，是北京最为国际化的地方，国际商贸环境相对成熟。外国公司驻华办事处也多集中于此，国际著名的高技术公司如Motorola、Intel、IBM、CA等也都在这一带。境外投资者普遍对包括中关村在内的北京其他地区不太熟悉，认为那里物业不够档次，服务不成体系。
虽然在美国硅谷，风险投资家一般更趋向于追逐创业者，但是北京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风险投资家会把他们的认知和偏好多多少少强加给创业者。一位网络公司的创办人很直率地讲：“我本人出身于中关村，对中关村很有感情，但我的投资人喜欢这里(朝阳区)。”
管理层偏好：许多网络公司在成立时或在成长过程中都迫切需要雇佣专业管理人员，尤其需要有境外背景的管理人员(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及在外企工作过的管理者)，这些人同样对朝阳区的环境比较熟悉和偏爱，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也集中于东部。这也是许多网络公司喜欢在这里发展的重要原因。
市场区位：由于中国的高技术公司主要依靠外商提供核心技术设备和服务，国际著名IT企业，如HP、IBM等的区位对中国高技术公司也有引领作用。另外，网络公司的一大收入——广告收入的来源，到目前为止还主要依赖外企客户，并且需要其他网络公司作为客户或技术支持。从这个角度说，网络业在东部聚集,有其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合理性，有利于公司与其供应商和客户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和合作。
环境质量：朝阳区CBD近几年兴修了多个高档写字楼，供应量偏大而使价格相对下降。另外，多年的涉外经营使这一地区的配套设施相对齐全，城市环境比较整洁舒展。相形之下，中关村不仅基础设施落后，物业水准不高，而且租金昂贵，交通拥挤。尽管近期有所改善，但离业者的需求还有距离。许多企业人士表示，中关村的环境不利于他们生存的关键步骤——吸引外资，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纷纷搬离中关村，寻找高质高价或高质平价的写字楼区域进驻。在北京网络公司相对集中的另外两个地区——亚运村和金融街，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从“村里”到“嘉里”的变动，从一方面代表了资本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一代高技术创业者向国际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的努力。无论成功于否，这一点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区位变动也对网络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困扰。
首先是技术人才问题。中关村是高校及科研院所集中的地区，人才济济，而朝阳区相对则差很多。90年代末，由于网络业高工资的诱惑，众多外地高技术人才进京打工，朝阳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还不成为明显的问题，但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面发展，人才供应将会成为瓶颈。虽然科技人员在市内的流动相对自由，但实际上存在住房、配偶工作、孩子就学等诸多障碍，北京市内东西交通也不通畅。对于职员平均年龄25岁左右的网络公司，由于年轻人的区位活动能力比较强，这些问题并不明显，但从长远看，这些问题必然会显现。因此，不少公司已经酝酿把企业研发部门放回到中关村，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区位影响到对中国高科技市场的把握。当网络企业进驻高档写字楼，生存状态与中国普通大众和中国科技传统中心脱离时，它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便值得怀疑。美国Nasdaq股市下挫进一步打击了外资大量进入的欲望。中国网络业在2000年下半年转入低迷。经过艰难的思考，大多数业者认为网络的发展空间在于和传统产业进行整合，这样就要求网络企业与传统产业的企业靠拢。目前中国的传统产业中的很多企业也在向网络化方向发展，随着网络业与国内企业和资本联系的扩展和深化，两者将在地理上趋于结合。网络公司集聚在东部的状况可能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此外，中关村西区改造工程意在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一个新的高档次科技产业空间，也会对北京高技术产业的布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苏州：古城新经济
富贵与风流，似乎难以兼得。不过苏州是个例外。
地利人和
正如《红楼梦》中谓之“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的一大特色便是:不光风流，而且富贵。这里被称为“上海后花园”，江南园林天工秀色，文化气息幽雅淡远；同时这里自古便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经济向来高度发达。
而近年来，以电子信息业为代表的国内外高科技产业的蜂拥而至，使苏州更成为值得关注的新经济产业重镇。苏州近两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惊人，其中台湾电子信息企业大规模向这里迁移的趋势尤其引人注目。据台湾《远见》杂志报道，台湾产业向大陆转移的第二波浪潮明显转向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从传统加工业向更高精尖的电子资讯产业转变，投资规模更是空前扩大。明基、华硕、鸿海等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响当当的旗号，纷纷把苏州当作未来在大陆扩展的重要基地。而与这些产业巨头相关的大量中小配套厂、零件供应商更是紧随其后，蜂拥而至。
苏州作为正在形成的制造业重镇，可以说占据了地利人和的双重优势。
明基是第一家进入苏州的大型台资PC企业，当时明基总裁李?耀在选择设厂地址时花了很大功夫，从广东到北京天津一路考察，“最后，我们判断长江三角洲是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所以我决定把工厂建在这里，”李?耀说，“然后发现苏州这个城市确实既美丽，又离上海近，所以就选择在这里了。”
在经济区位上，紧邻上海，使得苏州在发展电子产品制造业方面的地理优势更加显而易见。随着上海国际化都市职能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工出口的贸易条件也越来越便利。同时，对于成长迅速的国内市场来说，华东一带地位显著，苏州作为加工制造基地，同样可以仰借上海的市场辐射力，为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苏州在土地、劳动力等制造业的投入成本方面比起海外，乃至上海来也有很大优势，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定位上，充分利用与上海城市职能上的优势互补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以昆山为例，昆山是苏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与上海市域接壤，从昆山市区到上海市区大约只有50公里的路程，乘直达公共汽车还不到1小时，连接两地的火车每小时1班，大约也是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这种距离使昆山更像是上海的一个郊县，受苏州经济辐射力的影响反而相对降低了。因此，昆山是外资企业进驻比较早，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著名的台资厂商有统一、南亚、捷安特、优比、六丰、鸿海、樱花、仁宝等，其中有些建厂已有七、八年以上的历史，有的在大陆市场已经站住脚跟，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
江南可留人
苏州所以吸引人，还在于这里的文化历史古韵。
目前整个苏州市区可以分为东、中、西三大块。中间是古城，以低矮的传统民居为主，新建房屋也采用传统装饰手段，与环境协调一致，街道比较狭窄，路旁一间挨着一间的店铺给人亲近宜人的感觉，走在车辆不多的小巷里，时光也仿佛流连忘返，大都市的喧嚣和工业社会的压力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抛开，一边看着小店里的丝绸、字画、竹编之类的艺术品，一边信步游来；或许不知不觉就来到某个公园门前，如果游人不多，大可以静静品味曲径通幽的妙趣，在天光水影、花草湖山、水榭廊桥间体会古人“天人和一”的思想境界，这种文化享受对于工作节奏高度紧张的高科技从业人士来说愈加难能可贵。
苏州老城区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是新加坡工业园和苏州新区，都是规划连片的工业用地，其中新加坡工业园是新加坡投资规划建设的，硬件设施和配套管理服务都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园区环境优美，地势开阔，吸引了不少欧美等发达国家财力雄厚的跨国投资者。
苏州新区是本地政府投资兴建的，通过土地利用滚动开发，逐步发展起来，地价成本相对低廉，吸引了很多台湾制造业厂商，新建的厂房隔着京杭运河与寒山寺的古塔相映成趣。
明基中国的营销总经理曾文祺来苏州工作已经三年，他非常喜欢节假日的时候，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小桥流水的园林中品茶读书。“我蛮需要这样的生活，平时工作张力太强，到这种环境中，你的右脑才会激发出来，产生好的创意和想法，”曾文祺说，“而且，苏州四季分明，但春秋两季很长，使得这个城市充满了旋律感。”
很多大公司不仅把制造基地设在苏州，而且也在这里设立了研发中心，利用这里温和优美的环境激发人才的创造力。比如近期，摩托罗拉就在苏州新区建立了自己最先进的0.13微米芯片的研发设计中心。
因此，这个地方会留住不少人。
“我是个曾经沧海的人了，在台北长大，到美国念书，工作后全世界各个当方奔波，世界上各个大都市长的样子都差不多，居住起来也都差不多，比较了一下，我还是喜欢苏州这样的城市，”曾文祺颇动感情地说。
而与我们接触的一些台湾公司的经理则更坦言在苏州有长久定居下去的打算。
“苏州城的氛围比上海、南京都好”，华硕电脑的一位主管说，“这个城市不是很大，又有文化品位，适合居家生活，与上海以及外界的联系也很方便，加上工厂也开在这里，把家里人一起接过来生活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由于台商在此安家置产的热潮，带动附近的高中档房地产也热销起来。寒山寺旁的江枫园，推出仿古园林别墅，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了台商圈追捧的热点。
双赢互动
目前，一些台湾成长起来的大PC企业不再甘于隐藏在幕后，只赚取制造加工阶段的辛苦钱，开始把产业的触角向利润丰厚的核心技术产品和市场销售两方面延伸。这种趋势在它们开拓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尤为明显。
虽然台湾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一波三折，许多企业因为惧怕岛内对在大陆部分的生产课以重税，不敢明确表露身份，也不愿意在媒体或公共场合过多宣扬。但是，这些企业到苏州后，却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企业网络，通过这样一个无形的网，整合彼此的资源与能力，以应对环境不确定带来的风险。
比如，以明基为代表，台湾著名PC厂商在苏州一带的生产本地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一种典型的双赢互动。台湾企业从降低生产成本的角度，在人才、供应商、合作伙伴等方面推行本地化战略是一种非常有利的选择，而上海及周围苏锡常一带，又是我国工业基础相对雄厚，人才素质也比较高的地区。更重要的是江南一带商业文化的氛围比较浓厚，对市场经济原则的共识对于商圈的融合也有促进作用。这也是台商比较容易融入这里的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都:能否成为新经济乐土？
谈及西部，便不能不提及成都。2001年3月21日，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以及Intel全球副总裁Tom Kilroy不约而同来到成都，亲自督阵各自公司的一系列市场动作，而且，22日Tom Kilroy还专程来到西部软件园，代表Intel和西部最大的民营高科技集团托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硬一软两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齐赴蓉城，可见业界巨头对成都的关注。但是，这些业界巨头看重这里的，到底是消费市场还是产业环境，还很难说。
成都向来是一座消费性城市，市场需求在国内各大城市中一直名列前茅，而产业环境却一直乏善可陈，因此虽然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使成都增加了几分号召力，但是这个地方如若想成为新经济企业创业、成长的乐土，带动西南新经济产业发展，还需要不小的努力。
张力不够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深圳，虽然城市面貌各有千秋，但是穿梭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与匆忙的车流之中，我们无法不感觉到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所包容的内在张力。
于是，这些地方很容易激发起人们创造财富的冲动；于是，这些地方也自然成为新经济创业者们的活动中心。
而许多成都人自己都承认，成都这个城市，还缺乏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在张力。
“说实话，我认为成都是个基本不受新经济影响的地方。”财智软件公司的董事长张明如此评价。
成立于1999年3月的财智公司，当2000年用友向其注资之后，便将所有营运资源搬到北京，只有研发部门仍保留在成都。
“成都是个很悠闲的城市，效率太低，比如说新注册一家公司，没有一个月根本办下不来，”张明对这种节奏，实在有点无奈，“公司的事业是和社会大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仔细权衡了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了目前这样的选择。
生活与工作的分野
因此，新经济从业者，要想在成都很好地开展自己的事业，首先就应该学会使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有一个明确的分野。
邝宁，这位以“管家婆软件”出名的成都任我行软件公司总裁，虽然生长于成都，同时以成都为事业大本营，却始终对成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抵触。
1993年初，邝宁从当时被称为“软件黄埔学校”深圳新欣软件发展有限公司回到成都，意图调养一下自己。过了大半年类似于“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生活，93年底重回深圳时，却突然发现沉舟侧畔不久，已是千帆匆匆而过，原本比自己资历浅的很多下属，抓住给证交所开发电话委托软件的机遇，赚了大笔财富。
这个事实，使“刚刚从成都歌舞升平的气氛中赶来的我，一下子惊呆了。”邝宁至今回忆这段经历，依然有种痛心疾首的味道。
种种考虑之下，他最后还是回成都创业。“我当时决定自己开发软件，成都从研发方面考虑，毕竟方便一些。”于是，他还是回到成都。但是，从此之后，邝宁一直有意识地将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保持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
“成都的生活非常舒适，但是如果你沉浸在这种氛围中，就很容易培养起麻木慵懒的生活态度，这对工作很不好，”邝宁说，“所以，我要求公司的职员尽量不要受成都生活氛围的感染，公司的管理风格也是深圳式的。”
成本优势
但是，成都有一个京沪深等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的成本低廉。自古巴蜀多鬼才。成都的人才资源，恐怕不弱于沿海。这里的高校总数名列全国第四，四川大学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也可称之为名校。
“其实，说起开发软件，还是中关村第一，别的地方没法比，”邝宁在中关村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关村招募了公司15%的高级研发人才，但是公司85%的研发人才还是留在了成都，“因为成都的软件开发人员也有很多，而且成本比中关村低得多，”邝宁说。
财智软件选择将公司主体资源整体转移到北京，而研发部门全部留在成都，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觉得，对于目前公司的状况来说，这样可以达成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张明说。
其实，对于这些中小软件公司而言，成都的成本优势还有另一个潜在的涵义，即公司的研发资源不容易流失。
中关村的张力太强，机会太多，所以技术人才的心态也比较浮躁。对于中小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尤其让它们头痛的问题，许多技术人员在一家中小公司干上一段时间，接触甚至掌握公司的关键技术之后，往往要么另谋高就，要么干脆拉一个队伍自己创业，研发队伍很不稳定。
而在这方面，成都的“盆地文化”，某种意义上倒成为一种优势。由于成都地处盆地，思维意识偏于保守，所以比较容易满足，风风火火的创业心态并不严重。邝宁和张明都强调自己公司在成都的研发队伍还是相当稳定的。
招牌企业
“对我来说，托普的吸引力远大于成都的地域吸引力。”程晓东以此解释自己从上海回到成都工作的原因。
程晓东在成都长大，97年毕业后先在上海工作，而且还和同事创办了一家平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是2000年却来到成都，成为托普集团中央研究院群件开发小组的程序员。
“大环境上，上海提供的机制比成都好不少，”程晓东其实非常喜欢上海，不过，“因为那是一家小公司，完全跟着项目走，感觉没什么技术积累和创新，这样企业很难做上去。”
那时候托普的西部软件园招软件人才，他就来了托普。进来后，他发现托普的小环境还算不错：“托普毕竟是大公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积累和创新机制，而且与国内其他软件企业相比，这方面做得也算很好的；另外托普作为大公司，市场推动能力很强，所以研发成果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的效益，这样给人一种成就感。”因此，程晓东认为，在这个平台之上，更有利于自己专业的发展。
于是，程晓东目前已经在成都买了房子，打算定居下来，尽管他的户口至今还落在上海。
事实上，托普西部软件园环境的确很好，宁静清幽，很适合从事技术研发工作。这样的环境比之中关村或是上海，自有其一定优势。所以无怪乎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博士，托普软件的高级副总裁李彦，对成都发展软件业持有很强的信心：“我个人认为，成都会成为以托普为核心的西部最重要的软件基地。”
成都能否成为新经济成长的乐土,事实上取决于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成都能否出现足够多的招牌企业，而且这些企业还要拥有优秀的市场和研发机制，以吸引人才前来。
其实，对于思想活跃的高科技创新人才来说，地域本身并不是重要的选择因素，最终吸引人才的，往往并不是地域本身，而是招牌企业的强大号召力，一个地区只有名牌的优秀企业多了，这个地域本身，才能拥有更强的号召力。
至今还留在成都寻找机会的张明说，“在我看来，成都的新经济招牌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托普吧。”
而一个，对成都而言，当然是不够的。
后记：
我们“指点江山”，只是为了在互联网时代可能瞬间沧海桑田的演变中,浅浅勾勒出一幅更为瞬间的景观。当我们的眼睛轻轻掠过让人们印象深刻的上海、深圳、东莞甚至北京，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眼中它们已成为过去，它们只是已有花开的绚美，或许有着更绚美的未来，也或许在绚美之后有很深的荒凉，但这都是以后的事。在这篇报道中，我们选择城市的标准是越过这些绚烂，凝注那些乍放的蓓蕾，并以此期待其更绚目的绽放。 （数字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