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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管理要讲有效性 不要只讲”科学性”和”现代性”

–有关家族式企业管理的争议引发的一点思考

  编者按: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入中国后,家族式企业管理就开始遭受全面批判;在最近由民营企业上市引发的争议中,不难发现,争议中的主流话语仍然对家族式企业管理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家族式企业管理有其社会文化根由,应得到相应的社会文化上的合理定位。

  所谓家族式企业管理其实质是家族成员执掌企业决策权。
  长期以来,我们将这种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制度对立起来,把它当作一种落后、愚昧的企业制度加以批判,似乎不把企业中的家族因素彻底清扫出去,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就无法建立起来。实际上,这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过度超越。它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老总们办公桌上各种标准化的规章制度堆积如山,但企业依旧在桌面下运行。这如同一句歌词所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们在浙南和广州一带看到的现象是: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仍然是家族式管理方式,他们只是将中间管理层和基础员工向家族外开放。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那些成功的华人企业基本上也是家族式管理模式,只是他们的经理层的开放程度更大一些,文化整合力更大一些。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大体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文化对企业制度的有效性发生重要影响,二是家族式企业管理在当前的社会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们并不是推崇家族式管理,它只是企业管理的一种形式,我们是想说,仅仅停留于对某种管理形式的批判而忽视了这种管理形式之下的社会文化根基,就可能是一种肤浅的批判。

  企业管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属于文化,文化是既定的,因此,你在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文化因素,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可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社会积淀的结果。抽象地看,这些文化因素并无好坏之分;实践中,这些文化因素可能会在某时某地制约企业的发展,但你也不能超越太多,因为它们的力量比通常想象的大得多。家族式的企业管理实际上对应着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定阶段。

   现在,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的文化那么感兴趣,那么认真,那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对中国人生活、情感和思维方式的研究,找到一种实用的而不是所谓”最现代的”企业行为哲学,他们日后的企业管理就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相比于人家,我们的理性就值得怀疑,我们往往只学了人家的一点表皮。

  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种种设计,其目的不外是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因此,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企业制度就应该是那些能够有效整合企业资源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制度。这种制度不局限于一种或几种形式,问题是要对应你所属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当然,你肯定要有超越,只是不能超越太多。

  一个企业是不可能改变文化环境的,那需要社会整体的力量,企业更多的是适应。如果你的企业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缺少契约精神或者契约精神增长缓慢,你就不能把企业管理建立在翻译过来的西方企业普遍适用的作息表上,那种所谓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是不现实的,有害的。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目前阶段的企业家除了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外,还得从事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就企业实践来看,后者反而更为重要。这是我们的国情,是中国企业家的难堪之处,也是伟大之处。

  总之,对于企业也罢国家也罢,经济也罢政治也罢,我们的任何革新都不能太过超越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尽管这些方式本身并不完美甚至落后愚昧需要革新。 撰文:戴志康

来源:中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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