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将于近日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议将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持，令人瞩目。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不仅是本国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公共部门、学术部门之间竞争的对象，而且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猎取的目标。有消息称，曾经参与中美经贸或知识产权谈判、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的专业人才，很多已经被“猎”为民间或他国重要商贸机构的主力。
我国要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但当务之急则要做好两类人才的工作：安置大学毕业生就业，吸引留学人才归国创业。
今年是高校扩招大学生毕业第一年，就业压力空前，国务院多次开会推动，在各方面配合下，就业签约率仍不足70%；明年初高校毕业生第二波“求职潮”将至，形势更趋严峻。
四年前高校扩招是基于拉动教育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需要，也给了很多分数稍差的青年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其后果是延缓了高教改革，使得社会对教育不信任，也酿造着穷学生对命运的悲观。
这是一个暂时的“迷局”。高等教育和高校文凭似乎总是“供不应求”，仅现有的水平参差的教员都应付不了扩张的需要；但是，在许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和单位，则强调学生的素质、知识和技能。因此，比政府救济学生更重要的是，大学要为学生提供真正好的素质。这需要打破对文凭的行政管制，厉行高教改革，开放办学环境，让大学在培养适合人才的竞争中赢取信誉。
人才不用就不是人才；没有人才发挥的环境就没有人才。大学生为什么总往沿海城市、大城市“挤”？因为这些地方机会多，他们容易找到发挥专长或自我发展的机会；大城市有竞争有挑战，但更有机会。这也告诉那些需要人才的城市和企业，只有创造人才发挥和成长的体制环境，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有58万人出国留学，他们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对象。可惜，从内地出去的人才许多还没有回来；他们想回来但却没能回来，主要不是因为待遇不高，而是因为内地发挥他们才能的环境和体制还很不够！回到大学教书吗？现行的课程设置不适合他们，主流的评价和晋升体制不接纳他们；回到科研单位搞研究吗？看看那些科研资源是如何分配的、科研成果是如何评价的，你就知道习惯于国际主流科研体制的他们是如何的没有容身之地了；回到公司搞创业吗？这方面确有很大改进，实际上回来的人也主要集中于此；但是内地的风险投资发育不够、权力人脉不熟和社会信用甚差等也困扰着他们。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才不仅是企业人才，而且是科研人才和教育人才；最重要的创新不是企业的应用型创新，而是源自学术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和由此导致的体制创新。吸引留学人才回国，社会科学人才比科学技术人才更急需！因为，科技人才在国际上相对比较容易请到，而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进行体制创新，这就需要那些生于斯长于斯、了解国情而又熟悉国际先进运作体制的社会科学人才———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提出和推进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新体制。
推进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自由的人才成长环境与科学的人才评价体制是最重要的“软件”。体制创新，只有不同的体制在相互竞争中才能产生，因此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精神等研究和教育领域，要允许不同的体制生长：既要有政府的也要有民间的，既要有公办的也要有私立的。人才的学术竞争和科研成果的评价，需要有一套独立的专业的标准和比较，这就要求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社团和专家独立主持的刊物，因此，自由地创办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是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迈向世界一流水准的必要环境。
党“管”人才，党和政府更要服务人才；只有服务人才、礼遇人才才能吸引人才，才能不致使人才“流”到竞争者的一边。我们莫要怀疑留学者的爱国情怀，我们倒要加速改进发挥人才的环境和体制；我们不仅要注重对科学家和专家的奖励和津贴，我们更要营造让千百万人成长为科学家和专家的土壤和空间。（21世纪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