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就是安人” 通过领导者自己与下属之间的“互动过程”，有效地协调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树立领导权威，促进了系统的有序化，这是现代领导的本质所在。领导者之安人必须依靠领导权威。而这种领导权威不像西方传统理论所认为的是领导者个人素质的单独结果，而是领导者与下属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
然而，在双方相互作用之中，为什么不是树立了对方的权威，而偏偏是树立了领导者这一方的权威呢？这需要进一步讨论。相对来说，下属的“势高”，领导者的“势低”是关键之所在，虽然水向低处流，人向势低者靠，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问题是“势低”的本质是什么？
人际关系专家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说：人人都有一种渴望，“跟对食物或睡眠的欲望几乎是同样的深切，几乎是同样的迫切。那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作伟人的渴望’。那就是杜威所说的‘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这是一种苦恼而持久的人性饥饿；而一个能够真诚地满足他人这种饥饿的人，将可把人握在他的掌心里，‘甚至当他死亡的时候，殡仪馆的人都会为他惋惜’。”
卡内基进一步说：“人类行为有一条重要的法则，如果你遵循它，就会为自己带来快乐；如果你违反了它，就会陷入无止境的挫折中，这条法则就是：‘尊重他人，满足对方的自我成就感。’就如杜威教授曾说的：人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受到重视。而我也曾一再强调，就是这股力量促使为人类创造了文明。
“哲学家们经过千年的沉思，悟出人类行为的奥妙，其实这不是一项多新的发明，古圣先贤、中外哲人所一再教导我们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者，亦施于人。
“你希望周围的人喜欢你，你希望自己的观点被人采纳，你渴望听到真心的赞美，你希望别人重视你……
“那么让我们自己先来遵守这条戒令，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先怎么对待别人。
“不要想等你做了大官，干大了事业后才开始奉行这条法则，随时随地只要你遵循它，就会为你带来神奇的效果。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都有值得为他人所学习的长处，承认对方的重要性，并表达由衷的赞美，就能化解许多冲突与紧张。”.
这说起来非常容易，可做起来就非常困难。因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弱点，也就是卡内基所说的“人性的弱点”。这就是：人们极度自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第一重要性，并下意识地渴望得到这种满足。尤其在人际交往的一瞬间，往往会表现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造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和紧张。人的傲慢无需学习，生来就有，本性所至。正由于人们的“势”本来就高，“势低”的人才特别地能够成为领导别人的“权威”。这所谓的“势低”原来就是克制了人的本能所固有的弱点，变高傲、渴望别人屈就自己，满足自己对自尊和第一重要性的本能的需求为尊重他人，优先满足他人与自己同样的渴望。这就是先哲所说的修身养性。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小我而取大我，扩小我为大我”；做到“恭、宽、信、敏、惠”；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方兢先生著文说：记者访问过国际儒商学会秘书长潘亚墩教授。“潘先生出生于菲律宾的华侨家庭，解放后回国读书和工作，一生经历坎坷。改革开放后，他到东南亚各国各地区访问和考察，结识了一大批爱国的海外华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都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国内近些年出现的企业CEO和商人相比，潘先生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强烈的反差。于是潘先生提出了儒商文化这一概念。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企业家，大多数都取得博士学位，又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并付诸为人和经商的实践。他们善于吸收当地主流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成分，如西方的法律、个人权利与义务、契约等观念。然而，更深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组成凝聚力很强的群体，联合起来，以求生存和发展。他们身居异国他乡，承受着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下，产生了儒商文化，崛起了一代儒商。
“儒商具有很高的中西方文化素养，他们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热心支持和创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
“海外华人儒商在管理和经营企业中，既遵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科学规律，严格使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又运用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爱护职工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创造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在企业职工中产生一种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凝聚力，进而激发出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对待顾客和用户上，以‘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为信条，因此，儒商的企业都能蓬勃发展起来。近年来国内涌出一批大款，其形象和作为令潘先生痛心疾首。这些人没有文化，一旦暴富起来，便吃、喝、嫖、赌，三妻四妾，挥霍无度，西装革履却满口脏话。在企业和商务活动中，不讲信誉，无视法律，伪劣产品泛滥市场。潘先生将这类人称为‘奸商’。另一类‘官商’，则是对企业不负责任，只求自己私利，肆意挥霍公款。提倡儒商文化，以儒商来代替奸商和官商，造就一批国内的儒商，是潘先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他提出儒商文化的出发点。”
潘教授所体认的也正是企业领导者务必修身养性，这对领导者在企业内部和市场上树立威信，取得成功确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儒商，刘握中先生有进一步的说法：“中国自古有儒相、儒将，但从未有儒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三年来，儒商出现了，儒商这一个词出现在电视、报纸、杂志上。中国人要推翻西方学者韦伯定论，就必须将中国文化去推动中国经济与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并获得生态平衡。儒商的出现，使我们有了可突破的选择点，展示着突破的希望。
“现在，人们对儒商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1993年12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第4版署名龙泊的《儒商》一文，试图这样说清楚儒商，‘如果要以文化上的功业和商务上的成就来衡量，张元济老先生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儒商。’显然，儒商的含义，并不是‘文化上的功业’与‘商业上的成就’的简单相加。
“关于儒商的定义，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后，给以确定:（1）从儒相、儒将的含义衍生。例如，中国历代儒家是从政的，即作为学派学者，又同时作为行政专家行政，既有内心的超凡脱俗，又同时人世处事，兼具诗人气质。知书达礼，有良好道德修养、谋略和程序，‘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生生不息和不可为而为的阳刚之气。（2）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上相撞击与融合长达150多年，已经或正在产出新的东方文化；儒商恰是在这个高度上产生，须反映出新的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反映出这种结合。”
对于修身养性的认同，并无特别的难处。绝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赞成。但是实施起来就常有尴尬。
有个笑话，是茶余饭后的笑谈，无需当真，但它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种尴尬，值得一听：据说苏东坡生性高傲，在吃够苦头之余，突发修身养性的渴求。于是他与佛印同在寺院修炼。不日，苏东坡突然觉得修炼有成，于是乘兴命笔曰：“悟彻道中道，参破九重天，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莲”。让书童即送佛印一阅。佛印批曰：“放屁”。苏阅后大怒，冲出养性圣地，找佛印评理。佛印在河边相迎，笑曰：“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顿觉无地自容。
这种尴尬，并非笑谈中的苏才子独有，原是人的本性所至。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他把人的生活本能的势力或能量叫做“利比多”，并把这些本能叫做“伊特”，或称为“本我”。自我是实现了的本能，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本我的各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冲动，受到在超我指导下的自我的压抑，人的内心本来就充满着矛盾。因而，决非轻易就可修炼成高尚的人格的。对此，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一书中有生动的叙述：
对对象的精神专注来自于本我的本能需要。自我必须首先注意这些需要。但是通过以对象自居，自我便取代对象，而使自己受到本我的欢迎，并试图使本我的利比多（libido）转向自我。我们已经看到，在自我的生命过程中，它把大量类似这样的以前对对象的精神专注的积淀物，吸收到自身之中。
从整体来看，自我必须执行本我的意图，它通过发现能够使本我的意图完满实现的各种环境来完成这一任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比作骑手与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能量，而骑手的权力则在于决定运动的目标和指导这个强壮动物的运动。但是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经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在这种场合，骑手往往不得不引导马沿着它自己想要走的路行进。
本我中有一部分原属于自我，后因自我在压抑作用下对其采取抗拒的态度，故而从自我中分离了出来。但是压抑并没有延伸到本我，所以被压抑物便合并为本我的其他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位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位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本我。如果我们注意到自我努力同时满足这三位主人，或毋宁说按它们的意旨行动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可能对将这个自我人格化并视为单独的机构这种作法感到遗憾。它感到自己在三个方面被包围了，受到三种危险的恐吓。如果它难以忍受其压力，它就会产生焦虑作为反应。由于自我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的本职是表达外部世界的需要，但是它也力求成为本我的忠实奴仆，与本我保持友好关系，并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介绍给本我，把本我的利比多引向自己。在它企图斡旋于本我和现实之间时，它常常不得不用它自己的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来掩盖本我的无意识的要求，以隐瞒本我和现实的冲突，甚至当本我固执己见，不愿屈从时，它会采用圆滑的手段诡诈地表示它正在关注现实。另一方面, 它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受到产厉的超自我的监视，超自我丝毫不体谅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为它的行为制定了若干明确的准则，如果自我不服从这些准则，超自我就用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自我就是这样被本我所驱使，受超自我所限制，遭现实所排斥，艰难地完成它的效益任务，使它所遭受的种种内外力量和影响之间达到调和，现在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抑制不住地呼喊：“生活多么不容易啊! ”如果自我不得不承认它的软弱，它就会突然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焦虑、有关超自我的道德焦虑和有关本我中的激情力量的神经病焦虑。
加强自我，使他更独立于超自我，加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便它能占领取自我的新领地。本我在哪里，自我便将到那里。这是一种文化（culture），性的工作——可以比作排须德海的水。
因而，完善人格的形成，需要许多磨练。只有经过磨练才能形成一种内部和谐，并能与外部取得协调的健康心理。没有这种内外和谐的心理结构，领导人的“势低”的功能就不可能突现。因此领导者的权威必定根植于修身养性，否则就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本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