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云：“虫蠖之屈，以求信；龙蛇之蜇，以存身。”
虫蠖，是指一种爬行的小虫，其行走时，要把自己的身体弓曲起来，然后达到行走的目的；“信”即是行动；“蜇”是指龙或蛇在进行冬眠状态时，嘴里总是含着一块湿泥巴。
“虫蠖之屈，以求信；龙蛇之蜇，以存身”整句的意思是说：“虫蠖要达到行走的目标，就要先让自己的身体曲弓起来；一条龙或蛇在进入冬眠之前，就先含一块湿泥巴。”而这种“曲弓行走”和“含湿泥巴过冬”就是动物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潜藏”习惯，是动物在长期的自然发展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惯性，是动物上百万、上千万年来自然而然沉淀下来的“本能基因”。
其实，动物具有这种“潜藏”习惯和“本能基因”，作为动物界的一类，我们人类也有类似的“潜藏”习惯和本能，如“明哲保身”、“恻隐之心”、“邦有道则矢，邦无道则失”等，只不过我们人类多动物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类有懂得把握自己行为的意识，懂得节制、修炼，而动物却不能而已。
因此，孟子才会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是说：“人不同于禽兽的就那么一点点，只是一般的普遍人丢弃了它，有修行君子、仁者保存了它。舜明白了万物自然循环的规律，了解人事的道理，自然遵循仁义的道路行走，而不是由勉强的行为推行仁义。”
而人一旦有了动物本性，就会有本能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便产生了善与恶、奸与邪。
如何面对动物属性中的这种善与恶、奸与邪的“阴阳本性”？那就靠人自身的自我修炼和欲望节制。所以，孟子才会说，舜的言行告诉我们要“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即首先要正视这种善与恶、奸与邪，然后要加强自己的行为修炼，节制个人的“阴面”，发挥个人的“阳面”。
民主的“阳”与专制的“阴”
中国人为什么处世方式不同于西方与阿拉伯国家？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一说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世界上普遍认可的有五大文明古国：一是古埃及，二是古巴比伦，三是古印度，四是中国，五是古希腊。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影响当今世界潮流的两大文化，一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以中国为代表东方文化。
中国人与西方人都讲求民主、民生、民权。
但是，中国式的民主、民生、民权，与西方式的民主、民生、民权，有很多区别。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古希腊文明成就了以三权分立为主旨的“监督式”民本文化；而中国自尧舜以来，虽然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却未形成真正的“监督式”民本文化，而更强调领导者自身的修炼，以达到以人为本的民本目标。
中国自夏商周以后，除了秦朝实施暴政、视民为草芥外，其他历代王朝都倡导“德治”，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并不时地推行儒家“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但是这种“民为本”的思想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因此，只能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本”思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这个意思。
而这正是中国式“民本”与西方式“民本”的重要不同之处。
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上，有很强的两面性，对于民主的态度与选择也是这样。
中国人一方面既渴求民主，以达到人人平等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习惯了依赖专制强权的生活方式，相信“大树底下好乘凉”，认为只有强权与专制，才能达到提升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目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实施了民主，又担心组织内会诸侯争霸，造成组织的分崩离析，从而失去“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保护与安全感。
这就是造成我们很多中国人既害怕民主又向往民主的复杂心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国人面对“三权分立”时既向往又恐惧的复杂心理。
……
我们中国人推行“三权分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清朝未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最终成功了吗？没有！
孙中山把“三权分立”的主导权交给了袁世凯后，袁世凯立即翻脸不认帐，自己当起了皇帝，搞起了专制。在汹涌澎湃要求“民族、民权、民生”的民情压力下，袁世凯虽然被赶下了台，但孙中山的继任者将介石也没能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大旗杠下去，而是大权独揽，仍然搞起一党专政，走的仍然是历朝王朝“一言堂”政治。“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仍然只流于形式当中，成为一种口号。
蒋介石为什么能在全国大搞独裁，且还能得到那么多人支持，在某种程度上，除了维护自己个人利益外，其实是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人当中，很多人虽然表面上说要实施民主，其实行的仍然的专制的模式，如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名义上是尊儒，实施德政，但是在实际做法中却仍然以专制为主。汉武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在操作过程中，德政，或者说是民主，并不能足以管理庞大的组织，只有利用专制和强权才能保障组织的健康、顺利、有效运转。
这就是中国式的“一阴一阳”管理法则。
很多中国人并不完全反对专治、集权，因为集权有一定的好处，如用在军队中可以加强军队的战争力，用在企业管理中可以强化执行力。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对专制、集权持反对意见，是因为专制和集权的膨胀，造成了当权者的专横、贪婪与腐败，以至于造成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进而严重威胁到整个组织的整个利益。
蒋介石带领国民党跑到台湾后，为了改善国民党与台湾民众的关系，对总统竞选制推行数次改革。民众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也能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哪个人当总统。但只要一到总统大选，你就会发现台湾的总统选举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各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仍然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独特的处事习惯与方式。因为中国人的处事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虽然处事方式上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内在为人处世哲学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假如要用一个比喻的话，我这样比喻：如果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习惯基因”占98%，那么近一百年来，由西方文化影响到中国人行为变化的或许只占2%。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习惯，由于是长期积累而成，所以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先父”孙中山临死时才会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模式任重而道远。
改变这种行为方式，不仅要在“形式上”创新，而且要在“人心上”创新。理解了这一点，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话里隐藏的深刻含义就比较好领悟了。
正因为中国人的处世习惯、思维方式等与西方人有着很大不同，所以中国人的领导方式也与西方人的领导方式有着很大区别。
主要区别三点：
其一，中国式领导偏重“伦理伦常”，西方式领导偏重“法理法令”。
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的同时，一般会考虑到做人。在做事的时候，一般会考虑，这件事做了之后，对别人有什么影响，领导会怎么看，偏重于“以人论事”。但是，西方人不会这样，他们认为，做事就是做事，喜欢“以事论人”。
中国式领导目的与西方人一样，都是为了推动整个组织的发展与造福基层员工，区别在于中国式领导在做事时偏重于“伦理伦常”，即通常所说的“理大于法”；而西方式领导在做事时偏重于“法理法令”，即通常所说的“法大于理”。
例如，在企业管理中，当“上级利益”、“自我利益”、“下级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式领导在处理方式上往往会超越“法律法令”界限，采取权变策略，以中庸之法，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达到三者利益的平衡。但西方式领导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以“得法不饶人”，要求按法律的标准去执行。
几年前，在香港发生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内地到香港读书的大学生，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就给自己的老师送礼。这要是发生在内地，给自己的老师送送礼，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说好一点叫尊师重教，中庸一点的叫法就是礼尚往来。但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香港教师不这样认为，认定内地的这名学生是在行贿，于是就把这个学生上告到法庭。
又例如在中国欠薪事件是极为普遍的。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人一般的解决手段以沟通协调的形式解决，如果企业确实有困难，还会抱予理解和同情。但是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那么西方人一般的解决手段就通过法律手段取回报酬。
其二，中国式领导侧重“合而不同”，西方式领导侧重“同而不合”。
《易经》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正因为有太极这个本源，才孕育出阴、阳两体，进而造就了万物的存在。——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正是这个道理。
这里特别要关注一下这个“生”字。在这里，为什么不用“分”，而用“生”呢？按一般的理解，不是可这样说“太极分两翼，两翼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吗？
一个“生”，一个“分”，其实包涵着中西方处世方式的严重对立与差别。
“生”虽然代表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不可分性，讲求的是一种“合而不同”；“分”就代表着两个独立的个体，强调“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的分割分裂性，讲求的是一种“同而不合”。
“合而不同”即“合在一起，而可以不同”，是指对于相处在一起的人，讲求的是种包容，在同一个组织内可以包容其他不同的文化，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同而不合”即“同质性，才能合；不同质性，就不会合”，是指对于相处在一起的人，讲求精神理念的同质性，即要么是“阴”，要么是“阳”，没有“阴里有阳”或“阳里有阴”的概念。
中国式领导中，某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有不同意见，他一般不会大声说“我反对或我赞同”。他们一般会采取合情合理地“商量着办”。
但西方式领导中，某个人对于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要么举手表决说“不”，要么举手表决说“是”。他决对不会说“哦，我们也商量着办”，这样很可能就进监狱了。
其三，中国式领导看重“自我修炼”，西方式领导看重“制度约束”。
中国式领导比较看重自我素质的修炼，而西方式领导更看重制度法令的约束。
在中国，儒家思想一贯来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有两大根本：一是忠；二是孝。并且，忠与孝，也构建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儒家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修炼，所以产生了“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及“由仁由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等自我修炼要求。
中国式领导很大程度上更重视德的作用，只要这个人符合“忠、孝、悌、信”标准，即使能力一般，照样能有大好前程、稳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招聘员工时，第一条标准一定“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而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曹操，只因为提出“德才兼备，以才为首”的任人口号，就被天下士族阶层骂为天下奸雄。因此，中国这种重视品德的处世哲学，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
在西方式领导却不这样认为，西方式领导更重视才能的建设。
西方式领导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本性是恶的，如果没有法律法令的约束，光靠个人的自我修炼，是无法规避不违法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式领导更的是“器”的作用，即如何构建完善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以“器”的形式，达到令个人行为的合法、合理、合情。而中国式领导更看重“道”的作用，即加强自我修炼，以达到令个人行为的合法、合理、合情。
德治之“阳”与法制之“阴”
在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与浸润下，目前中国管理学界普遍认为，为了达到提升领导力、保障组织绩效的目标，主要要运用两种手段：一种是法制，一种是德治。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中，往往采取德法兼治的管理模式。
提倡法制，是每个企业组织都极力推崇的一种直接的、客观的、可操作性的一种治理手段。法制体系下的领导力优化，既包括对上层领导的权责约束，也包括对中层领导及基层员工的权责约束。
实行法制化组织有四点优点：
第一，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既定的组织规则面前，谁也无法拥有特殊的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均等。
第二，有利于团队的优胜劣汰。在同一个游戏规则，能力差只能让位于能力强的，无偏袒，进而进而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拥有公平竞争机制，能者就能得到重用，弱者只能得到小用或不用，从而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有利于规避组织领导力风险。在制度约束下，领导者任何行为都受到监督，对于组织运营风险的规避有很大帮忙。
但实行法制化的企业组织，也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第一，组织未完全法制化而强意用法律化管理，只会越管越乱。如果没有达到完全法制化，而硬要说自己是法制化组织，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最终面目被揭开后，一定会是鲜血淋沥的。
第二，组织成员的人情冷淡。实行法制化企业后，虽然组织成员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第三，法律化组织成员忠诚度有待提升。实行法制化企业组织，虽然在规避组织成员和领导力风险有很大帮忙，但由于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利益关系，只要有其他公司更好的环境或更好的待遇，很难保证他们不“人往高处走”。
例如，美国是一个实施三权分立、高度法律化的国家。但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美国仍然出现各种问题。在企业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了。在安然破产事件，最突出的问题是，暴露了外部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做假帐的行为。这时，有人就要问了：“美国审计制度，不是世界上最健全的制度吗？怎么还会有做假帐的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的问题。
正如一位专家对此评价说：“安然事件充分暴露了人的劣根性，即贪欲！只要有贪欲，不管法律如何健全，都无非避免组织的风险。因为10万美元收买不了你，那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或5000万美元呢？！”
实行法制化的企业，虽然能解决很多操作层面上的疑难杂症，但实施这种模式的企业仍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有不足。”意思是指：“不讲礼义，那么上下级的关系就会混乱；不施行行政管理，那么国家的财物资源就会贫乏，没有战斗力。”
孟子又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意思是指：“仁德的言辞比不上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比不上良好的教化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百姓畏惧它；良好的教化，百姓热爱它。良好的政治可以让百姓主动把财富贡献出来，良好的教化可以让百姓把自己的身心贡献出来。”
因此，为了达到组织优化的目的，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人性”的管理上来，即要对组织成员讲求“德治”。只有“德治”与“法制”两者结合，才能更大范围内规避组织和领导行为的风险。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可耻吗？
三年多年前，孔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可耻的吗？对于孔子的这个观点，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公正评价。如果一味把它斥为封建糟粕，一棍子打死，就是违反人性规律。
后来的孟子把孔子的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
关于孟子推进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孟子·滕文公篇》讲了一个关于宋国人陈相与孟子锋相对辩论的有趣故事。
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天，有个叫陈相的宋国人问孟子说：“滕君确实是个贤明的君主，尽管如此，他却不懂得道理。贤人是要和老百姓一同耕作，才自己做饭、吃饭、治理国家。但现在滕国有粮仓，有库房，这是残害人民来养活自己，这又怎么能称得上贤明呢？”
孟子问：“许子你一定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
陈相说：“对。”
孟子问：“许子一定自己织布才穿衣吗？”
陈相说：“不。许子穿麻衣。”
孟子问：“许子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
孟子再问：“是你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那会耽误耕种。”
孟子说：“许子用釜甑做饭，用铁器耕田吗？”
陈相说：“对。”
孟子问：“是自己制造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于是，孟子就说：“农夫用粮食交换农具和器皿，不算残害了陶匠和铁匠。陶匠和铁匠也用他们的农具和器皿交换粮食，难道这是残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陶、失铁？不肯做到所有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取用？为什么要和各种工匠交换呢？”
陈相说：“各种工匠，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又干他们的事情呀。”
孟子于是就说：“许子您真是太对了。既然这样，那么一个人治理天下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又干他们的事情吗？有官吏的事情，也有平民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产品。如果全部要自己亲自制造出来，这就会让天下的人都疲于奔命。所以说：有人以脑力劳动为主，有人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一种自然规律。”
由此可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一种自然规律。但在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为什么人们都不敢正视孔孟提出的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甚至反对、打击孔孟的提出的这种思想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孔孟的“治”，特别是对孟子的“食”字很敏感。
“治”是什么，就是治理；“食”是什么，本意是“吃”。但一看到“吃”，套用在孟子的话里就会令人不寒而悚了。孟子的原话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现在我们来套用一下：“治于人者吃人，治人者吃于人。”这样一套，你看一下，多可怕的字眼啊。这就相当于“治于人者”被人吃；“治人者”在吃人啊。——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也就产生了。
其实，孟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中的“食”，并不是“吃”的意思，只是“治理”之意。孟子原本的意思是说：“被人治理的人养活人，治理别人的人被人养活。”
但无论是“被人养活”还是“吃人”，都严重刺激了人们心灵的底线，令人们感到无比压抑、窒息，无法接受。
因此，我认为，是孔子、孟子的直视现实的残酷性，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敏感神经，挑动着人们潜藏在内心的“阴暗心”，令他们只想躲藏，不敢正视。
二是“食”字虽然是中性词，但运用起来负作用很大。
虽然“食”在孟子的话里是中性词，且有一定程度的褒扬之意，但由于“食于人”一词过于敏感，因此，虽然孟子是本着客观事实在宣扬，但仍然会在社会上产生许多负作用、反效果。
例如，统治者和当权者就会利用这种“食于人”对国家或组织内的成员采取愚民政策，进行愚民教育，以达到“潜藏”当权者阴暗的邪恶本质，满足当权者的个人欲望。而这是很多贤能之士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虽然孔子、孟子的这种思想，是正视客观现实的真实阐述，但为了规避这种被利用的风险，那么采取折中的规避方法，不刻意地去扩大、正视这种客观存的事实，也是一种变通的管理策略和方法，以期达到掩埋这种思想带来的负作用和反效果。
但是，无论如何掩埋，真理是无法埋藏的。
《易经》云：“天尊地卑，乾坤定亦；卑高以陈，贵贱位亦。”天是高的，地是低的，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贵是高的，贱是低的，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
大千世界，形态各异，无奇不有。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相互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不是很正常不过了吗？有些人就善于脑力创作，有些人善于体力创作，人性、愚慧上存在着差别，但人格上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因为劳动的分工不同而已。尊重这种自然规律的发展，才能正视人类本性，对人类本性加以正确、健康调整。忽视人类本性，甚至掩盖这种本性，只是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最终只会自食其果。承认人性弱点，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改进它，不愿意承认人性弱点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可耻行为。
当今世界，人人都在追求平等、民主、自由和博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民主？平等与民主，有限制的平等与民主，才是真正的平等与民主，才能保障人人享有自由和博爱。人们追求的不是天生的身体和生理的平等，因为天生的身体和生理上的平等是追求不到的。人们追求的是自由和平等，只是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只有这样做，才符合自然规律发展。
人之所以有差异，才会去创新，才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因此，承认人性的差异，甚至邪恶面及弱点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那种不能面对或不能意识到自己邪恶面及弱点的人，才会在为人处事上犯下巨大过错。不能正视自己，就没有端正的态度，没有端正的态度，就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弱点，所以才会走火入魔。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很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嘴上硬是不肯承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用人、管理现实。可他们嘴上不说，难道内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吗？恐怕没有一个人承认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一个人内心想的是一致的，但从嘴上说的就是另一个内容，甚至是“口是心非”。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只有正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意识，正视这种人性化差异现实，组织上下才更能达成一种默契，并形成良性的竞争意识，激情组织的创新力、执行力。
只有在正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不平等自然现实，在“不平等”自然现实中，追求“合情合理”的仁义与道德，才能更好地推广“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理想愿景，才能更符合人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