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公开“被遗忘的三年”

本周一，谷歌发布了其最新版本的“被遗忘的权利”透明度报告（ Transparency Report），报告显示，谷歌在2014到2017年间，收到了大约240万次请求，最终被同意的只占43%。

该报告还指出，在这些移除搜索结果的请求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是有关个人要求谷歌移除其社交媒体历史记录等个人信息的。另外还有20%的请求是个人想移除犯罪记录的请求，即请求移除那些自己被政府网站或犯罪报告提到的页面。

今年的报告和2014、2015年的透明度报告相比要详细的多，前几年只是公布了各个国家的申请数，决定移除、保留的结果数，今年特别提供了请求的分类（个人用户、政治家还是公司），移除内容的分类（个人信息、犯罪记录等），移除比率。

这样的公示程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谷歌这些年被“被遗忘的权利”整怕了。

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每半年或一年就会发布透明度报告，公布用户相关统计数据，但是报告中“被遗忘的权利”这个项目却是在2014年才“被迫”开设的。

2012年，“被遗忘的权利”(right to be forgotten)作为一项全新的隐私权被欧盟正式提出，定义上看，简单的说，就是允许当事人删除自己或他人放置到互联网上的关于自己的令人尴尬的照片或者数据信息。但是该权利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正式规定。

直到2014年，一名西班牙公民要求谷歌，删除他十几年前曾因陷入债务困难房屋被拍卖的相关搜索结果，认为这些消息损害了他的名誉和隐私权。虽然谷歌称没有责任这样做，拒绝了该请求，但欧洲法院最终支持了该男子的主张，要求谷歌删除相关内容。与此同时，“被遗忘权”也因为这项判决，在5月被确立为一项民事权利。

这意味着，欧盟用户可以向谷歌递交相应的请求，要求该公司删除那些“不相关”、错误、不恰当或过时的搜索结果，不过这只限于欧洲网站。但是，2014年11月，法国数据保护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 命令谷歌所有版本的搜索网站都要执行“被遗忘权”，包括Google.com，而不只是欧洲网站。否则，CNIL可能启动一项制裁程序。

谷歌打心底里不愿意这么做。一方面原因是额外的运营成本，《斯坦福在线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 online ）一文曾指出，欧盟的草案中被遗忘权的对象范围十分之大，无论是自己在网上发的帖子或者别人复制我的个人照片之类的，都被定义在相关信息的范围内，也就可以要求删除，但是似乎很少关注这种信息的来源。

另一方面，这个美国硅谷出身的科技公司打心底不支持“被遗忘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曾提到，一直以来,美国法律都主张已经公开的信息不能再回到私密状态。所以“被遗忘权”是否真的是一种隐私权?因为隐私涉及的是那些没有公开的信息。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表示，“被遗忘的权”无需延伸至谷歌美国站点。当时，Google.com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不到5%，

谷歌的上诉在2015年被驳回，而且前者要面临10万欧元的罚款。2016年，谷歌挨完罚后继续上诉（截止到写作日期，“被遗忘权”的规定仅在28个国家中有效力，谷歌这种删除搜索结果的行为只发生在欧洲域名内）。

除了在和CNIL的持久战中一直被罚款外，谷歌在欧洲“被遗忘权”的执行过程中也碰了一鼻子灰。

执行过程吃力不讨好

根据2018年的透明度报告，2016至2017年，与名人、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相关的移除请求超过十万条。在“被遗忘权利”执行过程中，处理好和这些人的关系才是真的棘手的地方。

2014年7月，《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多家重量级英国媒体就自己的报道被谷歌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而联合质疑谷歌公司过度履行“被遗忘的权利”的一项裁决。

毕竟缺乏可移除内容的相关规定，尺度把握只能由谷歌自己摸索。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学者表示,目前在法律方面的审核是由谷歌最新聘任的一个法律团队进行的,但是这个团队的组成却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律师助理组成的团队,并非真正的律师,其专业性及把握法律条款的准确性应受到质疑。

对于在欧盟履行“被遗忘权利”多次遇挫的谷歌来说，更糟糕的是，这个烫手山芋好像有蔓延到其他国家的趋势。

据“今日日本”报道，2016年2月，日本一男子称其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删除关于一名男子3年前被捕的旧闻（ 约120 到 230 条结果链接）。而法院也同意此请求，勒令谷歌删除记录。

2018年1月，两名男士起诉谷歌，要求谷歌断开与他们过去的犯罪信息有关的网络链接。理由是，他们认为公民拥有“被遗忘权”。目前该案件尚未得到结果。

不过，毕竟三年来，谷歌只收到了240万次的要求，和它以亿计的搜索量来说不值一提。谷歌还是放宽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