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店在日本能遍布全国，可在中国为何不行？

任何一个首次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可能都体会过文明的震撼。他们惊叹于日本人的文明、日本城市的整洁，当然，他们还会对日本遍布大街小巷的便利店感到不可思议。

的确，在日本，便利店早已遍布全国，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2016年，日本平均每2329个人就有一家便利店，有24.6%的人每周至少去一次便利店。

便利店也不再是仅仅提供便利生活的消费场所，更是一种城市文化现象，也孕育出日本新一代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日本导演新海诚的《秒速5厘米》不仅是一部少女心爆棚的动画片，其中对便利店极为写实的描写，也是日本世代生活的一个隐喻。

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仍是便利店荒漠。2016年，中国每3000人以下就拥有一家便利店的城市只有4座，且没有一座城市的所有便利店是24小时营业的。

在豆瓣，有一个小组叫“很爱便利店”，大家在上面抱怨新去的城市没有熟悉的便利店，也分享着在便利店的故事。便利店究竟为城市带来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热爱便利店？中国大部分城市又为什么是便利店荒漠？拥有便利店的中国城市，又差在了哪儿？

便利店越多，城市越宜居

毫无疑问，便利店首先是发达国家的产物。上世纪20年代，便利店首创于美国，70年代起在日本和港台地区兴盛起来。直到1992年，美国便利店连锁品牌7-Eleven才在深圳开了中国大陆第一家门店。在今天，深圳与上海是中国大陆便利店发展比较成熟的两座城市。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发布的“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深圳基本上从2013年起就霸占着榜首的位置。2016年，深圳市平均每2354个人就拥有一家便利店，基本上已经与日本平齐，而且它还在以15.8%的速度增长着，发展前景仍十分可观。

而上海，在2016年“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中居于第七，平均每3369个人拥有一家便利店，增长率为10.8%。至于便利店品牌，上海和深圳均已超过10家。

从便利店在中国的扩张轨迹不难看出，便利店的发展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宜居程度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便利店在一座城市的普及程度，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度和城市的生活舒适度。

便利店越多，城市越宜居。东京、香港、深圳这些便利店繁多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比较宜居的城市。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自2006年起每年都会发布宜居城市报告，其中一项指标考量是“生活品质”，东京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宜居城市榜首。

而深圳也在中科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榜单的前十之列，在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评价方面，上海和深圳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三。便利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宜居程度的标准之一。

一个地区要想拥有便利店，首先你得足够富有。便利店发展风生水起的日本、香港和台湾，人均GDP都在两三万美元以上。而在中国内地，领衔便利店市场的上海、深圳，2016年人均GDP分别为1.7万美元和2.5万美元。

事实上，业界总结出一条规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便利店起步发展，消费者开始接受便利店的概念；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进入快速发展期，便利店的形态与顾客的需求开始结合，市场化程度明显，便利店的特色鲜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进入爆发增长期，各品牌开始整合，优胜劣汰。不是谁都配拥有便利店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纯以人均GDP来衡量，早在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就已经有3个直辖市、40个地级行政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2016年，GDP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其中排名第5的天津人均GDP为1.7万美元。

按便利店发展规律，这些城市的便利店早应该发展成熟，但以天津为例，在2016年“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排名中，天津居于第35名，为倒数第二，平均每1.6万人才拥有一家便利店，且2016年天津便利店还出现了5.9%的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

最首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衡量这些城市的GDP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的GDP结构。以天津为例，工业在天津GDP中的占比太高，2016年，第二产业在天津经济结构中占比高达44.8%。在“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排名中垫底的重庆、大连等城市，概莫如是。

而便利店发达的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为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金融业、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性服务，日本、台湾也都是服务业在GDP中占主导地位。

而且，人均GDP不等同于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会发现，2017年上半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585美元，便利店发展相对成熟的深圳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已达到7491.5美元。

中国，便利店荒漠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大多数城市依然是便利店荒漠了。因为你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本就还没有资格让你拥有便利店。

不过，这个解释并不全面。因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人口密度对便利店市场的开拓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国际便利店业态发展的经验看，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便利店发展得比较好，如日本人口密度较大，购物中心的选址遇到了瓶颈，这对便利店的发展却是良机；香港也如此。而美国人口分布相对分散，购物中心发展得比较好，便利店则多为加油站型便利店。

这可就愁坏了那些职住分离的城市。以北京为例，便利店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尤其以工体附近密度最高，而这些地方是北京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而便利店分布稀疏的西南部，以居民区为主，在白天几乎沦为空城，客流量难以保障，租金又高，便利店选址只好绕开这些地方。

而且，过去在北京，门店搭载的餐饮项目是审批雷区，这对于以鲜食为主要盈利点的便利店来说，无疑像被扼住了三寸。要知道，鲜食支撑起了便利店的半边天，60%-70%的便利店消费者会购买鲜食产品，7-11的鲜食与日配商品的销售占比达61.6%，全时便利店的鲜食销售占比将近41%。

但据报道，之前除北京外的全国其他地区，便利店只需向食药监局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就可以经营盒饭、关东煮、饭团等食品类项目，而在北京经营的便利店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便利店做餐饮需要和餐饮企业一样经过严格的审批。

不过，从2016年11月起，北京市食药监局放宽了对便利店食品的审批标准，设置了专门的适合简餐审批的政策。便利店申请餐饮项目经营关东煮、寿司、盒饭、包子等非现场制售项目，只需要符合“熟食”类要求即可。这对于常常在半夜徘徊一公里也买不到一瓶水的北漂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只是就算解决了食品审批的问题，职住分离的问题依然还在，此外还有缺少临街店铺资源，房租、人力成本以及配送成本高的问题等着解决。而且，北京、郑州等北方城市缺少夜间消费习惯，这对极为看重客流量的便利店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所以，即便是在北京，北漂族们也常常为遍寻宽阔的马路却找不到一家便利店而感到无比心塞，偶尔在小区里会看到一家小卖部，虽然买不到罗森的冰皮月亮蛋糕和全家的关东煮，能买到一杯泡面已经让人感动到流泪。

事实上，分散在小区的这些小卖部（亦称“夫妻店”）们，在中国反而仍有极大的生存空间。据凯度零售统计，目前中国有将近700万家包括夫妻店在内的小店，它们贡献了整个零售渠道40%的出货量。其中约30%的夫妻店盘踞在乡镇、农村，46%在三线城市、县级市。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夫妻店也到处都是。

这些夫妻店通常开在人口聚集的社区、学校内或附近，面积不大，以经营食品饮料和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为主，家族经营，店主为夫妻、子女或亲戚，且租用普通民居，所以开店成本较低。店面装潢比较差，门面简陋，且进货渠道分散，效率低下。

但这些处于传统零售链条最末端的夫妻店们，营业时间长，离小区消费者又足够近，老板熟悉店铺周边情况，有着稳定的熟客网络，且价格便宜。因此，相较于标准化装潢、进货渠道统一且价格通常贵于超市的连锁便利店而言，夫妻店反而拥有无法替代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便利店的竞争力。

中国便利店不行

然而，这些小卖部终究是传统零售业的末端，它或许可以满足最基本的日常用品需求，却没有任何增值服务，产品质量也难以保障。

事实上，真正的便利店与其说是一个兜售货物的消费场所，不如说它是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在日本和台湾，便利店几乎能满足你的全部日常生活需求。

日本小说《便利店人间》的作者就表示，作家是单独工作的职业，而便利店则是她与现实唯一的连结，“拥有完美生活指南的便利店，让我得以成为这世界正常的‘零件’。”便利店已经成为他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便利店就是城市之光。

在日本，发达的便利店系统被誉为“国民的生命线”。便利店基本上也囊括了从快递、邮政、干洗到影印、传真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甚至可以缴纳保险、税金等各类非公共事业费，便利店就相当于一站式服务中心。据报道，单纯只为了购物进入便利店的顾客只占20%。

前几年，台湾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红极一时。在这部剧中，“绝世好男人”李大仁陪程又青在便利店加班。出现在便利店的程又青，褪去了白天当白领时的强势与精致妆容，她可以素颜、脱下高跟鞋，甚至可以随性拿起手边的一支圆珠笔就盘起发，恍若在家里一样轻松自在。

但这样的场景几乎注定只能发生在台湾。在台湾，基本上任何一家便利店都有宽敞、明亮，带有WiFi的休息区，但内地的便利店常常一张桌子也容不下。在上海便利店，比较常见的是墙边或窗边的一排小桌板，仅提供一个站着吃东西的空间。

因为租金实在是太贵了，且消费者也还没有养成在便利店吃东西的习惯。在寸土寸金的魔都，便利店经营者必须审慎考虑便利店的面积，以及有多少人愿意坐在便利店里吃东西。据罗森的调查，大概不到10%的顾客愿意坐在便利店里吃饭。

但在台湾，便利店的座位区越来越大，除了买东西、用餐，便利店欢迎老友聚会、学生做功课、商务人士谈工作，帮助职场女性接送小孩的义工，甚至会将小孩的集合点设置在就近的便利店。在某种程度上，便利店已经成为了社区中心和旅游中心。

事实上，早在2000年开始，台湾便利店的增值服务就开始大爆发。

以台湾7-11为例，2005年，7-11设立ibon，几乎将全部服务集成这台多媒体数位机上，包括储值、缴费、买火车票、网购收货、复印、申辩服务……台湾便利店还免费开放厕所，以及结合当地推行的“垃圾不落地”，推出“帮你免费丢垃圾”服务，帮助那些对不上垃圾车时间点的居民处理垃圾。据报道，截止到2015年8月，7-11的增值服务项目已多达700多项。

台湾便利店的多项增值服务，不仅使便利店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每个台湾人的生活之中，还为便利店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据报道，台湾便利店服务项目营收所得，占整个净利润的30%以上。

但在内地，这些增值服务的发展却没有成气候。一是因为已经有支付宝等平台提供缴费、票务等生活服务；二则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管控严格，尤其是公共事业类服务。“快递+便利店”的商业模式成果如何，也令人存疑。

据报道，2013年，上海某便利店公司与某电商合作“代收包裹”，但由于包裹量巨大，加上不断减少的佣金，此项服务已不足以平衡运营成本。这家公司已经于2016年上半年暂停了与电商的合作。

作为内地便利店领头羊的深圳，便利店品牌超过10家，而店铺规模最大的是来自东莞的本土品牌美宜佳。在成都，除7-11、全家等日资便利店以及红旗连锁、互惠超市、红艳超市、舞东风等本土便利店之外，9010、GOGO等适应年轻群体消费的新兴便利店在成都街头接连冒出，连锁O2O便利店也开始兴起。

表面上看，这些便利店就像是7-11的“彩条便利店”的翻版，但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便利店品牌使用的是同一家供货商，有的即使打着各家便利店的logo，生产地址也在同一个地方，产品同质化严重。一些还没成气候的小型便利店，大都没有鲜食，或者鲜食仅是点缀。

大多数本土便利店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学到了日资品牌外在的皮囊，却没有学到其真正的内核。与外资品牌相比，这些本土品牌更像是传统杂货店的升级。虽然两者都开放加盟，但外资企业对加盟的要求更加严格，且供货渠道统一，物流冷链保障强大。而这些本土品牌管理松散，加盟要求低，店主经营的自由度很高，标准化程度低，店与店之间的陈设、风格可能完全不同。

除了产品同质化严重，服务态度与质量也难以与日本、台湾相提并论。且内地便利店扩张疯狂，导致加盟店质量堪忧，2016年3·15，全时和好邻居被查出售卖过期的关东煮，以至于全时不得不暂停特许加盟，重新调整和加盟主之间的合作模式。

《春娇与志明》里，偶尔回香港的春娇，不得不不远万里地带一盒7-11的肉酱意粉到北京给志明，但倒霉的你，就只能看电影充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