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企业的创始人都能保住饭碗，比如卡兰尼克

Uber CEO本来不必辞职，但迫于投资者的压力，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卡兰尼克的辞职对Uber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硅谷的创始人和CEO对他们自己公司的控制权看得很重。他们经常与董事结成盟友，或者设立特别的投票表决权，以确保拥有最终发言权。

但是，领导者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当公司陷入困境时，他们能保住工作饭碗。今天要讲的案例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作为四面楚歌的在线拼车公司Uber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在五大投资者的强烈施压下，他被迫辞职。Uber公司的总部位于旧金山，市值690亿美元，自今年二月以来，一直因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盗窃商业秘密、对强奸案受害人处理不当和其他丑闻而麻烦缠身，不堪其扰。

投资者认为，为公司的未来着想，卡兰尼克离职是最好的选择。尽管Uber的业务持续向好，但卡兰尼克的缺席导致内部失血，高管接连辞职。首次公开募股(IPO)将让投资者在该公司规模可观的增长中获得现金收益，但现在看来，在Uber动荡的时局之下，这一美好愿景正渐行渐远。

卡兰尼克应该可以反击：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和他的两个联合创始人，莱恩·格拉夫斯(Ryan Graves)和嘉莱特·坎普(Garrett Camp)，控制了多数股东表决权。尽管迫于万宝环球资本(Benchmark Capital)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等主要投资者的压力被迫下台，卡兰尼克却因此得以与其他失去工作却实力强大的技术领导人走在一起。

在一个由创始人紧紧掌控的开拓性行业——可参考Alphabet、Facebook、Znyga、Snap等公司扭曲的投票结构——创始人弃权是一件大事。“这是相对比较新的现象，你看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他们对公司有极大的控制权，而且，公司成长非常迅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经营公司的合适人选，”斯蒂夫·尼尔森(Steve Nilsen)说，他是亚特兰大一家猎头公司Boyden的猎头。“仅仅是公司规模庞大，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与公司并行成长。”

Uber的困境与Zenefits颇为相似。后者是旧金山的一家人力资源软件初创公司，去年，在该公司承认自行开发的一些软件允许其雇员逃避国家监管要求后，投资者开始敦促创始人兼CEO帕克·康拉德(Parker Conrad)辞职，让公司重新开始新的篇章。康拉德控制了董事会，当时只有他、其他两名Zenefits高管和一个外部投资者，因此他不得不主动同意这个计划，而不是被迫辞职。董事会成员强烈施压，要求CEO离职。据知情人士向《商业周刊》透露，后来康拉德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尽管Zenefits就康拉德的退出协商了对外表述方式，但新任CEO大卫·赛克斯(David Sacks)指责康拉德发给员工的邮件引发了内部纠纷，这激怒了康拉德，他已经创立了新公司。知情人士说，Zenefits还向现有投资者发放了更多内部股票，前提是后者同意不起诉。

有时候，领导者会为了顾全大局而选择靠边站。“理由是，你想让这家公司生存下去吗？”尼尔森说。“这是你的孩子，你想让婴儿活下来，并继续成长，那么，提条件吧！即使像卡兰尼克这样超级自负的人，最终，他的心血之作能否维持下去，可能比参与日常管理更重要。”

卡兰尼克在一份声明中回应了上述观点。他写道：“我爱Uber，它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在个人生活的艰难时刻，我接受了投资者的要求，决定靠边站，让Uber能够重新站起来，而不是被另一场争斗弄得心烦意乱。”

硅谷历史上不乏其他著名创始人被赶下台的记录。2001年，在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投资人约翰·杜尔的敦促下，拉里·佩奇把谷歌CEO的职位拱手让给更有经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Twitter CEO杰克·多西在2008年被解职。有时候这种事发生在公司公开上市之后：2013年，Zynga CEO马克·平克斯(Mark Pincus)下台，而他所拥有的投票权是其他股东的70倍。同年，Groupon CEO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被罢免。

除梅森以外，上述所有领导人最终又再次成为CEO，令人回想起那位大名鼎鼎、东山再起的CEO——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人们猜想卡兰尼克是否将会表演同样的戏码。

“我相信史蒂夫·乔布斯的经历又回到许多人的脑海中，”尼尔森说。“也许他会奇迹般地重振雄风。但如果公司不再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也难以回到从前，他将无法做到这一点。”

并非所有陷入困境的初创企业创始人都靠边站。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是血液测试公司Theranos的CEO，尽管公司面临监管、实验室检测失败，她没有辞职。但是，Uber领导层的改变可能为未来在文化和商业惯例方面受到批评的公司树立了榜样。

“与三十年前相比，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降低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拉克(David Larcker)说。“很难想象这样规模的公司会有这种文化。随着公司的成长，你会看到他们变得聪明了，知道自己必须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