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如何成为有用的人？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被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但人们对他的推崇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增加而减少。从宝洁前CEO雷富礼（A.G. Lafley）到海尔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瑞敏，众多优秀企业家受益于他的思想。

德鲁克将自己定义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其思想涵盖商业与管理、社会与政治及对未来的推演分析等诸多方面。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思想，形成这些思想的活跃的思考方式同样有着极高价值。观察德鲁克如何使用材料、推理、引证、演绎、归纳最后形成一个观点，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借鉴的方法论。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就是德鲁克最著名的学生之一。不同于他的导师通过抽象思考从宏大社会层面提出深刻问题，柯林斯的专长在于以实证和系统的方法分析公司和组织的成败。《基业长期》和《从优秀到卓越》让柯林斯跻身一线管理学者，在系统研究过企业的成功后，新书《强者的没落》（How the Mighty Fall: And Why Some Companies Never Give In，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询《强者的没落》和《寻找柯林斯》）从反面提出失败的教训。

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的这个11月，让柯林斯来谈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他自己对企业的理解，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德鲁克的力量，是在斯坦福大学与杰瑞・波勒斯为《基业长青》一书做研究时。在那些长青公司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中，比如强生、通用电气和宝洁，我很明显地感觉到德鲁克的思想痕迹。所以我开始想，这是一个对现代公司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在写《基业长青》时，我跟一位记者聊天，他问我最景仰谁，那当然是德鲁克，于是他问我是否想见德鲁克，我说好，却从未想过真能见到他。但有一天，我接到德鲁克的电话，让我去拜访他，于是1994年12月，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非常和蔼可亲地迎接了我。

我对德鲁克的第一印象是温暖，以及他真正对我这个人及跟我谈话感兴趣。他就像一个喜欢在壁炉边接待学生的和善大方的老教授，只是他恰好是个天才。我特别被他的为人所吸引，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学识丰富的非常和善的老人，就像拜访你最喜欢的老师。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一开始就问了我很多问题。要知道他是伟大的德鲁克，已经86岁了，而我才36岁，还没真正做出什么成绩。他询问我对什么东西好奇、感兴趣，对设计自己的道路怎么想。我们谈到具体的想法，但更多是对独立道路的抉择。要当企业家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公司，但那不是我的道路；除了传统学术路线，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企业思想家，走自己的路。他真正帮我树立了做一个企业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信心。

当我有机会提问时，我很好奇他怎么写作。我描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沮丧和困难，我说到有时我写出一些东西但过后一点也不满意，最后全部扔到废纸篓重新开始。他看着我说：“啊，那就是主要进展。”他认为写完然后扔掉重写真的是很好的进展。他86岁时已经写了30多本书，但还在继续写作，之后又写了10本左右，总想做得更好。我记得我问他对那些书中的哪本最感骄傲，他说：“下一本。我对还没有写出来的书更感兴趣。”

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忘记。德鲁克给过两三个对我非常关键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必须努力思考不做什么。他曾问我：“你是想打造出不朽的思想，还是不朽的组织？”我说是思想。他说：“那你就不能建立组织。”这是我真正的转折点。当时我正在放弃传统学术道路，建立一个咨询公司、一个组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德鲁克说：“你应该专注于打造思想而不是组织，让其他人去建立组织。如果你去建立组织，就会（把精力和注意力）从建立思想上转移开。”这是我的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从此我放弃建立组织，因为我的任务是建立思想。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也一直在努力保持的。

德鲁克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建议，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其价值，并以此指引人生。这就是应该少关注生存和成就，而是更专注于如何成为有用的人。他的关键思想之一就是，如何让你对世界有用。

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教给了他什么，很难想象有人能教导德鲁克。也许我让他知道了严谨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要像少数学术模型那样限定在狭窄的问题中。我认为一个大型实证和结构性研究项目也允许你提出很宏大的问题。德鲁克总是对宏大问题感兴趣，但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更有机，比如大量阅读、和很多人谈话。我的方法论更结构性，比如回溯、对比、分析和数量分析等，我想宏大问题也能那样解决给他留下了印象。

不变与万变

我相信彼得·德鲁克，也相信迈克尔·波特，他们的学说都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基本原理。我们这群人总是试图找到某种最好的方法，形成一些不是只适于一时一地，而是经久不衰的思想。

有些非常根本的思想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像金字塔一样。回顾公司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真正伟大的人类系统—社会、公司、组织——都必然有其根基和价值，提供让其长青的理由，尤其是当外界条件变得困难时，能在一个混乱而难以驾驭的世界中提供指引。拥有这样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你可以围绕它做出很多变化，但有些东西是始终坚持的。愿景和现实间必然有差别，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价值观，长青的组织都有价值观。

其次，没有人就没有伟大的事业。是人建造了国家、公司、科技和各种事物。管理和建筑人类系统的基石及本质都是人，而非组织本身。德鲁克谈得很多的一点是，让人们持续一致地发展，让他们根据自己天然的长处发展成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用的人，而不是试图让人变成不是他本来应该的样子。这也是不随时间改变的原则。当然，建筑任何一项可持续的人类事业，都必须使用权力，但领导者应该知道什么是权力又该如何使用它。行使权力必须是为了比自我更大更重要的目标。

在保持价值观的同时，系统中围绕于它的东西必须能自动改变和进化。我曾问德鲁克认为21世纪的管理实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他说：“大多数根本层面的东西还是那样，但依附其上的东西将会变得截然不同。”我们不能预见科技如何改变人们的沟通、不同类型的信息如何改变人们做事的方法和节奏，我们沟通、组织和决策等许多方面的事情都将完全不同，但一切始终从人开始。无论时代怎样变迁，要坚持的原则都是：将组织建立在不同人的不同专长上，围绕于一定价值观，根据能够得到的资源进行部署，聚焦于真正擅长的领域，警惕不要轻易涉及不能真正做出成就和贡献的领域。除了这些，其它一切都要保持开放、随时进化。

我们从当前的金融危机学到的是，让伟大公司衰落的不是危机，危机只是让你的优点和脆弱点暴露并被放大，而弱点是由你自己造成的，像英特尔这样强大的公司就在危机中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教训是必须始终假设将有危机和坏运气袭来，所以要保证能在危机到来之前就比现在更强大。关键不在于危机发生时做了什么，而是在之前做了什么。另一个问题是系统扭曲导致的风险与后果的脱节。商业活动就是你拥有资本和劳动力，然后获得经济回报。在某种层面上，所有事物都有风险，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上升和下降将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也是我对企业和企业精神满怀激情的原因之一。企业的本质就是回报和风险如影随形，你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在爬山的人是你自己，决定去山上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你，选择冒险和承担后果和回报的人都是你，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这场危机教会所有人的最关键一点是，不稳定很可能成为世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即便这场危机过去了，各种事物最后回归繁荣—我们知道怎么制造繁荣—也不可能重回稳定。必须假设这是一个叫醒所有人的警钟，还要经历更多不稳定性，而不是一场会熬过去的噩梦。但这不等同于我们必然会衰退，不稳定也可以很强健、充满增长，但重要的是不稳定。

坏运气就是好运气

我们做《基业长青》一书的研究，就是想知道伟大企业家是怎么建立起后来成为伟大企业的公司的，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其中两点很有趣，其一就是大多数基业长青的公司开局都很艰苦，商业想法都很失败。3M一开始就不成功，迪士尼早期的电影不怎么受欢迎，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第一次成功之前做了8 个产品，波音曾经必须卖家具才能支持飞机制造⋯⋯这些今天看来很伟大的巨型公司都有很卑微的起点，但其日后的成功都来自于这些他们还是年轻企业家时遇到的挑战和挫败。伟大企业家之所以能成就伟大，部分就是因为他们早年是面临着很多困难挣扎起家，这迫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更强大。就像我常说的，坏运气就是好运气。

18家我们选出的基业长青公司有15家经历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们认为萧条会使自己更强大，因为萧条迫使他们回归基本价值观，回归企业精神的本质和基本原则。因此，像现在这样的环境对那些能真正回归本源的人是有利的。企业始于车库和睡在沙发上，当你经历危机时，会发现原以为必需的一些享受其实毫无必要。真正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点—你最初能忍受那些不方便和不舒适，以后也可以。对这样的企业而言，经济危机有助于它们回归使其成就伟大的优点和力量，当事情变得太简单和太容易时，要保持忍受艰苦的能力就难得多。

一些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巨型公司也会栽跟头，比如通用汽车，对我而言，其中的教训就是应该始终保持谦卑。即便取得成功，也要保持恐惧，因为没有什么能保证成功会一直继续下去。首先，永远做怀有疑问的人。我想到塑造了沃尔玛辉煌的山姆·沃顿（Sam Walton）和惠普两位创始人那样的人。他们始终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自负，因为他们始终在学习，想知道更多，从不觉得自己已经一手把握真正的大图景。就像德鲁克，他是一百年来你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怎么做？他在86岁的时候还在提问题。

其次，永远不要相信好运。你的成功可能确实部分出自运气，但始终要想到，如果好运出清怎么办？如果成功真是靠运气，而你又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当好运用完时，你就暴露了。第三是始终要迫使自己去理解为什么能成功，而不是计算具体做了什么事成功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然后继续这样做就能保持成功，必须跳出来思考更根本的原因，以及什么条件下让我们成功的理由会失效。我在写《从优秀到卓越》时见了很多CEO，其中一位不想出现在书里，不想让大家认为他们已经很卓越—因为当我们认为自己卓越时，便失去了卓越。

真正的关键不仅是创立公司和保护大公司，而是小的公司学习如何规模化创新。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更创新，而在于是否有能力将创新规模化。英特尔最伟大的贡献不是发明、生产了存储芯片，而是有能力将摩尔定律规模化，并以此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总是回顾亨利·福特，不是因为他发明了汽车，而是其规模化生产能力。真正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是有能力将创新规模化的人，这与只是创新的人很不同。所以当你拥有了创造力，再将其与规模化能力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伟大企业家的创造。

笔与剑的人类戏剧

我曾受过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教导，他是《自我革新》（Self-Renewal）的作者。当时我还在斯坦福教书，他对我说，我太专注于“寻找兴趣”，其实应该将更多时间花在“培养兴趣”上。看看德鲁克，他始终兴致勃勃、对外界保持极度好奇。他曾说自己总是朝窗外看，问到底在发生什么，而不是看着房间里的镜子。

一个最常见但最有力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没人能预言未来，但你能看见当下的变化，那么你就能提出问题：这种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意义是什么？德鲁克的好奇心是与他看向窗外、询问世界变化的欲望结合在一起的，这使他保持敏锐和生机。他对周围的变化很敏感，每年都会随机给自己的学生打电话，询问“你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他还健在，肯定会对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新事物发表看法。

人的思想总在改变，因为始终在学习。一种改变是承认以前的想法都是错的，如果认真思考，这样的否定不太可能经常发生。更常见的是在既有认知上增添新的角度和理解。想象你有一个黑箱，装着你必须理解的东西，比如好公司和坏公司的区别、各种人类系统，但你看不见里面。于是你在黑箱的某个地方戳一个洞，然后拿灯来照。我的灯就是我的研究方法，德鲁克的灯就是他能简化很多问题的非凡电脑，其他人的灯可能是某种特别的框架，就像迈克尔·波特那样。

这个洞和灯光能让你窥见黑箱里的一点东西，比如关于商业和管理的各种原则，但必须认识到，你所见的只是那一个角度，还要在不同的地方戳更多的洞，窥见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此反复，你所见的越来越多，框架不断完善，但永远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而非全景。你的任务是保持好奇和钻研精神，在生命结束前不停地戳洞和窥视。必须不断增添新的理解，改变想法，否则就是死亡。这不意味着要抛弃过往得到的重要认知，新事物不太可能全盘否定你得到的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是给你新的理解和方法。

我相信人的任务是发现自己的真正天赋所在。无疑大部分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领导力。大脑和肌肉一样可以被训练，而且可以被训练成不同的类型，比如写作、商业或者管理。我们都拥有的创造力也是一种可以训练的能力。重点在于，你可以把自己训练得更强大、更擅长于某个领域，而真正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真正的天赋？你可能刚好拥有某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在此之外，你的其它能力不一定能超出平均水平。

德鲁克的独特天赋是抽象思维。他提出宏大问题的能力绝佳，比如什么能让社会更丰富多产、让人更自由。这种抽象的思想中其实包含着巨量信息，这就很需要天赋。而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治家天赋就在于懂得如何玩政治游戏，伟大的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的天赋就是击倒和让对手出局，他把自己的这种独特天赋用在了拳击上。我们所有人身上深处都有某种独特天赋，挑战在于找到它并充分发展它。很多人直到50岁、甚至60岁才开始创造性工作，所以不要太早灰心放弃。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关于生活和生命的概念，而非单纯的商业概念。我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提出了一个绝妙想法—把你的生活变成一项创造性的艺术工作。我就是由此想到企业家精神是个生命概念。你可以按照数字给被分割的图画填上既定的颜色，但企业家精神是在空白画布上凭自己的想象绘画。

当年我在斯坦福教授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这门课时，学生总是对我说：“你总让我们去探索自己的道路，你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我决定，我可以继续做教授和老师，但不是在大学这种传统系统里，而是做自己的研究。这就是挣扎求生的企业家精神—寻找自己的道路。这很适合我，因为我喜欢独立实验。我相信有两种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是剑，一种是笔。大部分世界是由“剑”改变的，即由那些行动的人改变，他们领导国家、建立企业、探索世界的某个部分。握笔的战士则用思考和思想改变世界，用笔来拓宽握剑的战士的思想，这就是我的哲学，用笔而非用剑的企业家精神。

当你观察商业时，可以将其仅视为生意，也可以将其视为上演人类戏剧的舞台。商业始终由人来建筑。我最近接到一位古典文学教授的电话，我们一边谈论《麦克白》一边谈论我不久前出版的新书《强者的没落》。我们谈到悲剧艺术—莎士比亚给了我们《麦克白》，荷马给了我们《伊利亚特》，而我记录的是公司戏剧。关注商业也可以写出《麦克白》和《伊利亚特》，这些都是关于人的问题和故事。对我而言，最终感兴趣的还是人本身，人的戏剧，这才是真正有趣的事。

• 文/吉姆·柯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