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反腐的正确姿势

过去互联网行业的腐败，是大公司的专利，阿里巴巴出个阎利珉，更早之前的卫哲引咎辞职，百度反掉了好几个副总裁，视频网站采购是重灾区，腾讯的刘春宁，优酷的卢梵溪……

反倒是最近两年疯狂购剧的爱奇艺没出来什么丑闻，不知道是时候未到还是真的内控做得好。

2012年后被职业经理人吃相吓到的刘强东，至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信任自己培养的管培生。废掉了好几个宝洁出身的市场负责人之后，如今把老同志徐雷放到了CMO这个“首席花钱官”的岗位上。

而且现在大公司学聪明了，开始搞“反腐联盟”。

今年2月，京东、腾讯、百度、沃尔玛中国、宝洁、联想、美的、小米、美团点评、唯品会、李宁、永辉超市等14家公司一起要建立员工的诚信档案。

只要在一家腐败过了，其他家都不要了，保证不放跑一个“丁义珍”。

1

不知道是某反腐大剧看得太入戏了还是怎么的，上周两只当红的独角兽，摩拜单车和ofo的公关，都在朋友圈拼命转发对方腐败掉了的新闻。

过去创业公司之间，主要指责对方不正当竞争，指责对方数据造假，互相指责对手刷量，骗VC的钱。然后，他们都合并了。

可能是随着互联网公司行政级别的逐步提升，竞品互怼的主旋律，也终于进化到互相指责对方腐败。

某反腐大剧告诉我们，腐败的主要是农民的儿子、老领导的女婿，而干部家庭出身的领导不太容易腐败，通常是对手造谣，或者用错了人，替下面的腐败分子背锅。

所以《共享单车的名义》也严格按照这个套路创作。

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出身浙江东阳，曾经靠乡镇企业致富的百强县，如今以横店闻名全国的县级市。

她是典型的小镇文艺女青年被理想主义感召去读了新闻，然后去大城市大媒体做记者。

而ofo的创始人戴威，北大浓眉大眼的学生会主席，他父亲的行政级别，前女友父亲的行政级别都是副部级，典型比你聪明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于是在谣言中，摩拜腐败的是领导，消息来源是知乎上一个匿名回答，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人民币。ofo腐败的是基层的运营，创始人戴威没有腐败而是被架空，涉案金额比较低，几万几十万，消息来源是脉脉上前员工和员工的匿名爆料。

尽管这些消息的来源都不确凿，但是谣言从来不至于智者，吃瓜群众认定了如此栩栩如生的谣言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再加上更早一周前著名投资人周亚辉先生和空空狐创始人余小丹隔空对怼升级，最后周亚辉亮出了空空狐花20万置装买包的发票。

这更是让吃瓜群众认定了，你们搞互联网发财的没有一个好人。

2

然而，中国的问题一向有特殊的国情，是非没有那么简单，互联网也不例外。

美国今年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公司上市Snap，最近披露财报，给创始人Evan Spiegel发了7.5亿美元的股权激励和奖金。大大咧咧，合理合法。

刘强东在京东亏损的时候也拿到过4%的股权激励，价值人民币36亿元。那时候他刚说完未来十年只在京东领10块钱工资，吃瓜群众还担心奶茶妹以后的奶粉钱呢。

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资本强烈催熟的公司，像摩拜和ofo ，像饿了么和滴滴，像爱奇艺和去哪儿，没有几个公司的创始人像他们那样完全掌握公司的股权。像张旭豪和程维的股份，十几轮稀释下来可能只有1-3个点的股份了。

创始人如此，下面的员工流动性更大。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中国互联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一场解渴的IPO创造大面积的创富潮。甚至还有像乐视这样的公司，已经创造了千亿元的市值，却突然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引发了大面积裁员，人人持股的合伙人计划也成了一纸空文。

员工没有安全感和财务自由的希望，就自然有了腐败的动机。

早期项目和VC行业更是如此，超高的失败率让一部分创业者开始追求现世安稳，拿到钱先想办法挪到自己口袋里再说。

基金的回报周期是5+2，年轻的投资人即使投到一家独角兽公司，也需要接近10年的时间来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Carry。但是如今创投圈的更新速率极快，一个风口很快就刮过去了，上市又遥遥无期。

趁着热钱汹涌的时候多募资，多收管理费，投身FA多促成交易拿到中介费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比如某位“独角兽捕手”所在的基金，实际上投的公司还都没有上市，但是新办公装修得过于富丽堂皇招致了LP的一些微词。

还有一家过去以改革僵化VC行业为己任的新基金，合伙人在基金投资之前就提前让直系亲属低价建仓，让基金为自己接盘。

如今互联网投资的热点从纯线上到O2O，再到如今的网红美食和共享充电宝，自动售货机，基本上已经是纯线下了。一旦涉足了采购、供应、BD，又在短期拿到巨额融资，难免让腐败有了滋生的土壤。

这些行为，也不能一概都视为腐败，在僵化的分配体制改革之前，可以作为互联网创新的润滑剂存在。

马化腾不是也说过嘛，公司治理需要“灰度”。

3

于是腐败问题会长期伴随中国的互联网，而且从大公司向早期投资创业扩散。

因此，必须对大小公司的腐败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互联网创业必须以增加公司的商业价值，而不是烧钱作为获取成功的手段。

但普通的互联网用户，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互联网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在中国互联网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互联网下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共同追求。

另外，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互联网行业自身的问题，也是商业伦理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比如在互联网行业密集的北上广深，房价已经普遍向10万元1平进发，学区房单价更是扶摇直上，互联网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可能还不如华清嘉园的一套学区房。这时候有些大公司火上浇油，用各种方式裁掉35岁以上员工。这种剥夺感和无力感会鼓励更多人铤而走险。

互联网已经是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也是中国跻身G2，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资本，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互联网的腐败问题，借腐败问题把整个行业一棍子打死，否定独角兽和投资人队伍，更是不可取的。

中国互联网反腐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的成果、比如投资、创业者教育、社会贫富分化、技术部署、法律实施等等。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互联网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

互联网反腐要适度，中国的互联网只能“综合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