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与创新的关系如何？跨33国的研究告诉你

与先前的世代相比，出生于1950和1960年代的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活得较久，孩子生得较少，因此，现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人口都走向高龄化。这个趋势的严重程度可能是世界历史上首见，自然也就对现代社会的健康照护、退休金制度、公共债务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政治人物常常认为，经济成长就能减轻这些问题。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经济成长愈快，就能有更多收入可投入高龄医疗。薪资较高，就能挹注更多经费给随收随付制（pay-as-you-go）的退休金制度，于是避免退休基金倒闭。而且经济成长能减少政府的债务对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例，有利于未来政府举债，并降低举债成本。

然而问题在于：人口老化本身就是造成GDP和平均每人GDP降低的原因之一。由于生育率不断下滑，年轻人进入职场的人数还赶不上高龄人口离开职场的人数，于是有效劳动力逐渐下滑，GDP也随之走下坡。此外，随着平均寿命延长，较少的劳动人口还得抚养愈来愈多、愈活愈久的退休人口。这样一来，平均每人GDP往往也在下滑。

如果能用创新来提升仍在工作劳动人口的生产力，就可能扭转局面。如果人少但生产力较高所创造的产值，能等同于人多但生产力较低所创造的产值，GDP就不会下跌。同样地，如果劳动人口减少、但生产力提升，平均每人GDP也就能维持平稳不变。经济成长是结果，创新是达成结果的方法。

我们能否合理期待，老化的社会真能达到必要的创新水准？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文化研究者都倾向假设高龄社会缺少创业精神、偏好安全而非冒险、而且比较没有前瞻性。如果真是如此，前景看来不妙，人口老化会让社会走向停滞、少有创新。

我们研究了33个OECD国家在1960–2012年间的状况，希望找出不同国家和时代之中，人口老化与创新活动的实际关系。我们以「扶老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65岁以上人口对15-64岁工作人口的比例）做为「人口老化」的衡量指标，而以平均每一千位居民的专利数做为「发明活动」（Iinventive activity）的衡量指标。

结果发现，人口老化与发明活动的关系呈现高峰状（hump-shaped）：每一百位劳动人口需抚养24~27位老年人口时，创新达到高峰。这种社会的老化程度其实很惊人，这是日本在1999~2003年、德国在2001~2004年的老化程度。在峰形左侧的国家可能是人口逐渐老化、创新日益增加，而在右侧的国家则是人口逐渐老化、创新日益减少。

这种发展模式该如何解释？

其他研究为我们提出部分解释，显示创新活动之所以在超过特定扶老比之后下滑，是因为个人的创意会随着年龄渐长而下降。

而我们针对峰形左侧所提出的假设是，需求为发明之母，为了解决人口老化造成的问题，社会就得投资在创新上。逐渐老化的人口会理解到，自己的生活水准有部分要仰赖年轻劳动人口的生产力，也会知道创新正是提升生产力的主要动力。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针对18个能够取得个人层次资讯的OECD国家，检视这些国家的个人对于创新的想法。我们发现，人年纪愈大，愈不看重创新。但在那些整体人口老化的社会里，这种倾向较弱。换句话说，人口老化的过程，可能让人对创新活动有更深的了解，愿意改变对创新的态度。

政策制订者和创业者可从这些研究学到什么？老化的社会必须制订推动创新的策略，以确保生活品质。

德国和日本正是两个有系统地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口老化国家。德国的国家创新策略称为「高科技策略2020」（High-Tech Strategy 2020），在国家及各邦的层级资助各种研究及创新，支持投资绿色创新（德国的一大强项）之类的成长领域。日本则是在2013年开始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综合策略」，以环境、能源、健康照护、社会挑战为策略焦点，其中包括要向亚洲其他经济体开放。

我们建议，政策应致力让人民更深入了解人口老化的负面效应，告诉大众这对他们个人的健康照护、退休金给付、政府的经济运作有何影响。有所理解会带来催化剂的效果，改变民众的态度，并让社会氛围更愿意投资创新。

总结来说，如果社会能了解人口老化的后果，创业者就更能找到能获利的商机，而这点不仅对老年人口有利，年轻人口也一样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