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网易浪潮工作室出品
春晚是80年代以后才有的“新事物”，在那之前，没米没钱的中国人靠闹革命和忆苦思甜来迎接新的一年。
如今年年被人诟病、却年年有人看的央视春晚，已经变成了大年三十守岁的必备背景音。对很多家住北方的80、90后们来说，没有春晚的春节总感觉是不完整的。但实际上，这个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节目，也只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传统，比《新闻联播》还年轻。
从前的新年期较长，“过了腊八就是年”，传统意义上的新年要从腊月初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前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1928年，中华民国“废除旧历，普通国历”，把阳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阳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新年沿用旧历，并且因为刚好在立春前后，于是把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
1949年12月23日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除夕、初一和初二。除夕是整个春节中最重要也最忙碌的一天，它是旧年与新年的交汇点，所有的除旧迎新活动都发生在这一天。
传统春节里，大年三十那天人们吃过早饭，就开始为中午的团年饭做准备；吃过团年饭上的“年年有鱼”，男女老少就开始排队洗澡，“洗去一年的霉运，干干净净进入下一年”。到了除夕夜里，家家户户都围着火炉嗑瓜子守岁，凌晨开始放鞭炮迎接新年，一直闹到五更天（四点四十八分左右）。
“工农一家亲”
50年代的中国，新的政权刚刚稳定，虽然日子还不宽裕，但新年的传统习俗也在计划经济下坚定地延续着。
当时像花生、瓜子这些零食都还属于奢侈品，平时吃不到。到了过年，政府才会按人头进行花生、瓜子的春节特供，让大家守岁的时候有东西可嗑。年夜饭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能吃的东西不多，但一只鸡、一条鱼就能凑成一桌饭。
1957年2月3日，《北京日报》上一篇记录当时除夕夜的文章是这么形容的：“三十晚上，我到一户熟朋友家去串门，还没进屋，就听见大人、小孩们的一片笑声。原来是主妇鄂老太太两个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回娘家来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两个孙儿也都在家。一家团圆，怪不得这么热闹。我问鄂老太太过节吃什么，她说：‘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吃完团年饭，忙活忙活就差不多开始守夜了。没有电视可看的年代，普通人家守岁还是一如从前几百年的那样围着火炉靠嘴打发时间，但“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形式已经在城市里兴起。
为了表现“工农一家亲”，许多城市的工会会组织工人到农村去进行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联谊；城市里的各大单位也会自行组织活动。比如1956年，北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北京日报》等九大老牌媒体就举办了联欢会，请来了侯宝林、郭启儒等大腕上台表演。
同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出品了一部《春节大联欢》，影片里有相声、小品、戏曲，还有一些不知所以的战争场面和名人露脸，华罗庚、钱学森等人都在里面出现过。虽然整部片子剪辑略显混乱，但这部影片被认为是后来春晚的雏形。
只不过，1958年中国才刚刚装配成功了自己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等它深入寻常百姓家时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并不知道这部《春节大联欢》是给谁看的。
“艰苦朴素过春节”
1958年也是人民公社兴起的第一年，从那之后的整个60年代都是集体主义的天下，春节自然也不例外。
60年代的春节，最典型的景象就是：家家户户挂起毛主席像，拿着单位统一发的票去办年货；除夕夜各生产队在集体食堂一起吃年夜饭，然后领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大年初一，公社成员给干部拜年，干部给军属拜年，然后大家再拿着单位统一发的票去看电影、参观游艺会。
1960年1月，北京厂甸，人们在春节市场中选购年货。/Google
这个时期，除夕的年夜饭几乎都是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的，餐桌上的食物也都大体一样。当时云南省景洪农场的红旗生产队全队有32户，除夕年夜饭一家人一桌，坐不齐就拼一起，“桌桌都有八个菜，平均每人都有二两酒”。
人们穿着一样的新衣服，在一样的屋子里，吃着一样的年夜饭，对新的一年怀揣一样的希望——就连相互之间拜年，也要保证祝辞中的平等主义。小孩跟大人拜年要说“爸爸同志”、“妈妈同志”，个人登门被单位团拜取代，拱手作揖换成了点头致意，“恭喜发财”是不能说的，最妥帖的是一句简单的“过年好”。
那个时候，发财并不在人们的新年心愿中，但多省下几个钱大概在大部分人的来年目标里。当时政府提出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各地也纷纷响应，制定了“勤俭朴素过春节”的政策。
辽宁省要求人民“坚决革除大吃大喝、轮番请客、给孩子压岁钱等坏风气”，真正做到“瞻前顾后，细水长流，节日不忘节约”；还要求工人回乡时，不要追求旧社会“富贵荣归、衣锦还乡”的坏风气，而应该“把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风格带到农村去”。
但能带着艰苦朴素回村的工人已经是幸运儿了，更多的工人为了表现“劳动最光荣”，在春节期间也留在工厂里继续干活。很多工厂在春节期间都不休息，甚至掀起了“春节前后出满勤”的竞赛活动。
安东漂练厂30多个生产小组的工人，用大字报和广播向领导和全厂工人表示“保证春节前后出满勤，不耽误生产”。地方国营铁木厂职工也表示：“保证假期前后出满勤，赶制农具支援农业大跃进。”
这种全员拼命三郎的精神感动了党和人民，于是1967年的时候，国务院提出了“春节不放假”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满怀革命豪情的70年代”
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民纷纷要求“大破旧俗、大立新风，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这就是十年文革中春节的主旋律。
上海玻璃机器厂的工人章仁兴是发出“革命化春节”声音的第一人，当年18岁的他向《解放日报》投稿，表示：“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革命化的春节意味着第一个要革掉的就是传统习俗，像祭祀烧纸这类活动坚决不能有。辽宁省提出了“大讲科学，破除敬神信鬼等封建迷信”的主张，要求做到“十不”：不接财神、不送灶君、不供天地、不贴门神、不烧香、不烧纸、不磕头、不上庙、不写旧内容的春联、不续封建的家谱。
于是，春联和年画彻底摆脱掉了旧式祝辞的影子，变成了宣传工具。那个时期的春联大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解放军”、“以发展生产报答共产党，用创新纪录感谢毛主席”、“一把铁锤粉碎旧社会， 两只黑手创造新国家”，而年画则是“抓革命促生产”、“多出煤出好媒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之类的。
除夕的团年饭变成了忆苦饭，围着火炉唠嗑变成了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1975年，25名在山西定襄县官庄公社里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就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欢度了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除夕晚上，他们在大会上表决心：“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满大街革命口号的时候，普通人家的除夕夜是静悄悄的。没有鞭炮，没有热闹的团年饭，典型场景是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完一盘白菜饺子，桌上用红纸包着一块砖，上面端放着一尊毛主席半身像，旁边两根摇曳的红蜡烛。
直到80年代，中国人的春节才开始重新喜庆起来。市场上出现了巧克力、饼干和话梅糖，联欢晚会上增加了相声和小品，连衣裙、西装和卡其布工装共同出现在大街上。
1983年，第一届面对全体中国人直播的春节晚会在央视开播，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身兼数职，又唱又演又主持。刘晓庆身着红色的连身裙，乌黑的头发披在肩头。那一首所有人一听就知道该去睡觉了的《难忘今宵》到第二年才出现，但中国人的新春节从这一年已经开始了。
撰文 | 吴静宜
编辑 | 陈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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