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就是金钱，你有多少？

伦敦股市的出现是17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项革新，跟诸多其他革新一起被合称为“金融革命”。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奥朗日（Orange）的荷兰执政官威廉夺取了岳父詹姆斯二世（James Ⅱ）的王位。这些革新包括：1693年，国会为政府的债务提供担保，由此产生了后来的“国债”；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允许纸币流通；在1696年，发行国库券；在1704年，通过《期票法案》（Promissory Notes Act），这使得所有债务都可以流通和转让。

这些革新都深受所谓的“荷兰金融”的影响，其目的是帮助政府调动国家资源，跟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作战。

自英国内战（1642～1651年）之后，英格兰的金匠们就承担了银行家的职能，发放贷款，为商人建立汇票（信用证）交易市场。

到了17世纪90年代，流通汇票的总值据信超过了王国的货币总量。有几位作者指出，通过流通，这种新的信用形态具有了很多跟货币一样的属性。然而跟黄金不同，信用可立可破，没有信就没有用，信用的价值依赖于信任（在拉丁语中，信用就是相信的意思）。

信用不断地变化，难以捉摸，不受控制。当时的人把信用比喻为轻浮的少女。

它“永远不可逼迫”，经济学家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写道，“它依赖舆论，它取决于我们的热切期望和深深的恐惧；它经常不请自来，也经常不辞而别，而且一旦失去就很难完全恢复。”

信用跟投机是连体双胞胎，同时降生，性格相同；它们就像形与影，永远无法彻底分开。

17世纪90年代造就出一种不讲道德只求私利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新富阶层，他们利用当时的金融革新大捞了一把。

他们之上当然另有其人，比如银行家兼东印度公司股东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被利益所驱使”；还有尚多斯（Chandos）的伯爵（后来升为公爵）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发了大财。

等而下之的是交易所附近的商人，比如文具商托马斯·盖伊和外号“秃鹰”的约翰·霍普金斯，这两人的吝啬闻名遐迩。这些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化身；在这种思想中，自私自利取代了贵族应有的高尚品德，以前被视为罪恶的贪婪和挥霍，现在则被认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这种转变在股票市场中最为明显，经纪人和客户只追逐个人利益，其他的一律不管不顾。

在《新辉格党徒的真实嘴脸》（The True Picture of a Modern Whig）（1701年）一书中，戴夫南特讥讽了新富阶层：作为交易胡同加拉维咖啡馆的常客，汤姆·达布尔是不讲道德、自私自利的典型，宣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就是我们新辉格党人的原则”。

他所属的新富阶层看不起靠出身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人。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达布尔尽显暴发户的得意和骄傲：“我有自己的乡村度假屋，在那里，我养的情妇过得像皇后一样舒坦……我有自己的法国厨子，用餐时要点上蜡烛；我只喝产自艾米塔吉的红酒、香槟酒以及勃艮第的葡萄酒，卡奥尔的葡萄酒几乎进不了我的酒柜；连我的仆人都对波尔多产的葡萄酒不屑一顾……”豪华马车、美酒和美妾，这一切让达布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一个“宇宙的主宰”，跟汤姆·乌尔夫（Tom Wolfe）在《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一书中塑造的证券交易员谢尔曼·麦考伊一模一样。

20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90年代很相似，都是“天上下金又下银”的时代。

    本文作者：微信公众号华章经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