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一家国有医药公司工作的姐姐从老家打来长途电话，说她们公司改制了，变成了私营企业。姐夫与她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几年前工伤致残，平时要靠拐杖帮助才能行走，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企业改制以后，给他核算了几万块钱，拿了这笔钱后与单位再无任何瓜葛。这几年，有关国企改制一直是我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所以对有关政策也了解一些，听了姐姐的说法，我告诉她，首先，在员工安置以及其他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完结之前，他们公司根本就不能先完成改制，再者，按照国家政策，像姐夫那样的伤残程度，完全可以选择伤残保险的方式作为生活保障，这比一次性补偿更加稳妥一些。不久前，姐姐又一次打来电话，说“上边”已经定下来了，不给上伤残保险，因为没有先例，只能一次性补偿，补偿的钱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商量的余地：签字，拿钱，走人。听到这里，我无言以对。
其实，这两年，我至少接听了近百个反映改制问题的读者电话，这样的电话有时一听就是将近一个小时。听听他们尽情的倾诉，能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点点宣泄，仅此而已，我帮不了他们。也有一些上门寻求帮助的，但是我所了解的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差不多全知道，我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他们几乎也都试过了。我还是帮不了他们。
从2004年4月开始，我们与某机构合作，陆续刊发了
“国企规范改制”系列专题。也许是所涉及的问题离现实操作情况相去太远，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很不客气的电子邮件：“你们是真的不懂啊还是装聋作哑?省省吧!”当时我们都不以为意。直到我自己的姐姐把她遭遇的困境告诉我时，我的感受则完全不同了。
尽管近些年来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在各个地方都快马加鞭地进行，但与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影响之广相比，无论是学界还是新闻媒介都没有予以足够多的关注。一个来自香港的经济学者郎咸平突然站了出来打破了沉寂。以前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的经济学者们分成了观点对立、阵容鲜明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来自郎咸平对面阵营的一个声音说“学术问题不能通过公众投票来解决”，但是“公众”显然没有把他们争论的话题当作学术问题来看，因而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至少在互联网上，这场争论成为了当年最为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耐人寻味的是，争论中学者们聚焦的只是国资是否流失问题，尽管“善待”曾经一度成为一个关键词，但显然这个词后面跟的不是如我姐姐一样的那些人。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不仅仅限于学者层面。在很多场合，诸如办公室、私人聚会甚至在家中，常常会发生类似的争论甚至争吵。
回头看这场“学术风波”，由于这不是一个仅仅需要回答“是”或“否”的封闭性问题，所以这样的争论本身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结论性的答案。这与20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性质和结果完全不同。这场没有胜负的争论其价值只不过在于引起人们对于国企改革问题更多的思考和关注，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
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说他想找一个独臂的经济学家，因为当他请他的经济学家提出建议时，他们总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难怪那些经济学家，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总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面”，即使经过最大限度的简化，仍然会留下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似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寻求到一条更好的出路，这是国有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各地所进行的国企改制，由于具体政策和配套机制的欠缺和滞后，以及一些人为的因素，在具体进程中有大量不规范甚至公然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违犯法律的现象存在，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原国企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甚至剥夺。
所有争论的源头，实际上往往就是在上述两者之中各执一端的自说自话，个人的价值观、认识事物的角度乃至切身感受决定了他们持有相互冲突、截然相反的立场。我们好像并不缺乏杜鲁门所期望的“独臂的经济学家”，尽管少见有学者扎扎实实地做过系统严谨的调查、论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拿出旗帜鲜明的处方。
2004年夏天，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偶遇一位来自西部某地级市的副市长，谈话间提到国企改制话题，这位地方官员深有感慨：“其实，现在的国企职工最清楚改革的必要，对于更彻底的改革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要改，只有让职工有个合理的、职工能够基本接受的安置，生活有基本保障，才能改得下去，而这部分工作是最烦难、最艰苦的。”这可能是大多数站在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第一线的地方领导者的真切感受。改革需要成本，需要有人付出代价，但是无论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那么这样的改革就无法健康有序地推进下去，改革的成果也很难得到保证。这是一个用不着争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