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孙大午等一批名震全国的民营富豪纷纷倒下，而富翁最多，民营CEO分布最密集的浙江为什么不见“问题富豪”呢？是暂时的偶然，还是的确浙江富豪少有问题呢？
大都不玩“空手道”
如果深入了解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等的发家、落马过程，也许会发现这些落马富豪都是玩“空手道”的高手，大多做的都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如在房地产业中借鸡生蛋的捞钱游戏。而浙江的富豪与CEO很少见玩空手道的，他们大多靠的是踏踏实实地发展制造业等发家致富的，做的是养鸡下蛋，而不是借鸡下蛋。
今年7月17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2002年度浙江省百强非公（民营）企业百强，以制造业占主导，绝大多数企业以化工、机械、纺织等为主业，只有17家涉及到建筑和容易产生“问题富豪”的房产行业。但在17家企业中很少有纯粹的房地产企业，并且这些民企做房地产都非常的严谨与小心，发展也比较健康。
传统的制造业要求企业实打实地起家，脚踏实地地发展壮大。并且在资本要求上不高，启动资金不大，发展过程中资金流动周期快，所需资本量要求不大，企业收效快。这导致民营企业家无需冒较大的风险去玩空手道，搞非法集资或玩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借贷把戏。
能吃苦、低调实在而且善于积累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将广东民企与浙江民企作比较后认为：广东的民营经济，是从搞特区开始的，是对外开放引发的民营经济。浙江的民营经济得益于国内的改革，浙江民企是靠双手一点一滴把财富攒起来的。广东和浙江起步动因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浙江企业家靠制造业等发展起来，他们很重视自己的成果，所以也很少有挥金如土和“包二奶”的现象。广东企业家则更多靠来料加工，基本上是按照人家的路子来发展，在创业的几年里，几乎不愁市场，所以和浙江的现象不一样。广东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缺乏浙江民营企业的打拼精神。浙江企业家赚的是辛苦钱，他们每一分钱都赚得不容易，相反广东的相当一部分企业赚钱要容易很多。赚钱容易就导致人的惰性和投机心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不管赚到多少钱，都会不断想办法继续创业。广东的民营企业家成功之后，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要不就是用国外的身份回来投资，市场的投机性比较大。浙江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做小商品，做鞋子，做袜子，做钮扣，做五金，钱是一厘厘地赚，人家不愿干的，浙江人干，并且从小做到大，坚持不懈，踏实实在。
浙江CEO不但肯吃苦，踏实能干，而且浙江CEO与富豪一向都很低调，不事张扬。绍兴民企浙江玻璃2001年12月在香港成功募集资金5亿港币，成为第一家发行H股的内地民营企业。对这一极具新闻性的事件，其CEO冯光成从来没有在媒体做主动性的宣传。目前，绍兴已不声不响地成为浙江省和全国拥有民营上市公司最多的地区之一。浙江民企这种低调，与全国其他地区民企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组织健全、功能较强的商会的自律
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民间组织。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在内，仅温州现在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同时，像蒲公英一样，飞往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经商办厂的300多万浙商也在全国各个省份以及大中城市，建立了无数个商会。这些民间团体如今成了他们在异乡合作创业与当地群众沟通联络的新“家”。目前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浙江（温州）商会。可以说浙江商会遍布于海内外。这些民间组织正以积极的姿态活跃于各种经济舞台上，同时在整个浙江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行业自律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商会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使得浙江民企的发展在商会的监督与自律下，走上了有序而健康的发展轨道。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浙江的商会与行业协会发展得不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自律作用。尤其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州，如果哪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商会知道了，一公布，哪家企业就很难在当地发展下去。
有政府的规范管理和强力监督
1992年，浙江省私营企业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暨全省私营企业第一次代表大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93年4月，浙江省工商局下发《关于加强领导、促进我省个体私营经济上新台阶的通知》，浙江各地在个私企业注册登记、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大胆突破，改革传统禁锢，为个私经济发展主动“松绑放权”。199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省委名义为支持民企发展下发的政策性文件。2000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为个私经济配送“政策套餐”，对各种不平等政策进行清理，保证个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健康发展。浙江地方政府支持民企的发展由“松绑放权”到“政策套餐”，使得从依靠政策优惠转向依靠规范竞争和信用支撑，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的信用体系，引导企业诚信经营；从低成本生产、低成本扩张转向差异性竞争优势扩张，引导企业加快品牌和特色的培育，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由于浙江各级政府支持力度较大，在发展环境、贷款、技术、出口等多种渠道上给予支持；同时积极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等进行规范与监督。虽然浙江民营企业也曾经乱过一段时间，甚至因假冒伪劣产品泛乱而遭到全国一片喊打之声，但是在浙江各级政府的帮助与监督下，他们觉悟得早、整治得早，使偏离了发展轨道的浙江民企很快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还使浙江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规范，更加注重诚信问题。这是民营CEO最密集的浙江很少出现“问题富豪”的重要原因。
自有资本充裕，无需进行风险贷款
据粗略统计，浙江与江苏目前拥有民间资本过万亿，这其中又以浙江居多，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民资的充裕使得浙江CEO尤其是富豪无需冒着风险，搞非法集资或非法借贷把戏。
就是资本缺乏，浙江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也有自己独特的融资渠道。例如温州，当温州人不能从银行里贷款时，他们的融资方式既古老又实用，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参加，讲明你用钱的理由。这种邀会取得资金的方式称“干会”，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还有一种“活会”，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CEO的位置，而大家皆为CEO，更给这网络增添了活力，邀会也就更加方便了。
( 刘承波 邓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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