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北京奥运圣火正式点燃，30日来到北京，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必将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城市。在这段躁动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北京未来之位。2005年底，松霖在《找位》一书中曾专门辟出一章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北京的未来之位，时至今日意犹未尽，便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写下了这篇《北京未来之位的战略思考2.0》。
今天的北京，乃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中国城市之中，堪称共和国的“太子”。作为“太子”，政治实力毋庸置疑，经济实力也非同一般，经济综合实力长期位于中国大陆城市的榜眼位置，仅次于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全国金融中心以及北方的经济中心。2007年北京ＧＤＰ总量9006.2亿元，按北京常住人口1633万人计算，人均ＧＤＰ达到５６０４４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成美元7370元。根据官方发言人评价处于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今年是奥运之年，经济必将一如既往，飞速发展，那么奥运之后，十年之后，50年之后又将如何呢？
关于这些未来之位的探讨，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已获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指明的未来北京城市功能的四大目标：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前面三大目标是毫无疑问的，似乎讲与未讲都是一回事，问题在于第四个目标“宜居城市”。政府折算人均GDP的时候用到的数字是常住人口1633万人，而今年两会期间，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谈到户口改革问题时却说北京的人口已达2000万人。然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可见，问题已经来了，而且非同小可。
这个规划据说是许多专家学者们通过认真研究比较之后的重大成果，看上去也确实很美、很宏伟。但是，北京是否找就到了自己的恰当的位置呢？恐怕很难肯定回答。
虽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四大目标里面，没有提到“经济中心”一说，其实从1994年起(1993年10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北京就没有再提过“经济中心”的字眼；但是在北京市的当政者心中，经济中心也许一直是一个无法割舍的目标，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从新旧规划的条文中就可以看出更多的实质内容依然是围绕着这个“经济中心”。当然，北京这么大的都市，肯定需要经济功能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哪个城市都要发展经济，关键是你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才能符合首都的特点。
比如，北京提出要发展的12个产业中的其中之一汽车产业，即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汽车产业除了福田汽车尚可，其他几乎快全军覆灭；但是，在新世纪初，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北京汽车集团先后与韩国现代和德国奔驰公司合作，很快便形成了汽车工业一个不小的制造中心。其实北京是否有发展汽车工业的优势呢？答案除了就近有市场外，其他优势就很难说了。距北京只有130公里的天津市搞夏利已经搞了20多年了，另外日本丰田等公司都要扩资与它合作，在那里相关的汽车配套产业已经相对较完善，配件成本更低，质量也可能要好。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讲究规模化的产业。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今年北京现代第100万辆下线，可是跟其他城市上海、武汉、长春、广州、天津、重庆等城市相比优势又何在？当然，当政者可能有另外的思考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许从其角度上看，北京大力发展所谓的现代制造业，如汽车工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
大力发展制造业，必然带来巨大的就业需求，工厂的建设需要建设工人，生产线需要工人，这些工人又需要为他们提供三产服务的人员，有人就需要住房，住房又需要建筑工人……只要这个简单的需求链循环下去，便能够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大概汽车流水线的一个工作岗位就可以带来四至六个其他工作岗位，甚至更多。工作岗位多，肯定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往北京挤了。
人口太多，恐怕不是北京当政者所喜欢的，其实是最头痛的问题。人口太多就像是城市的“癌症”。很多北京市的领导人都曾表示，北京的人口一定要控制住。可是，事实情况却很不如意。《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1991—2010年）》(1993年10月)有如下表述，“严格控制人口和用地发展规模。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其中市区控制在650万人左右）。市区控制人口的重点是控制人口的迁移增长……”根据有关统计显示，2007年底北京常住的人口数量为1633万，而瞬间人口几乎已经超过2000万，而目前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2.2%的高增长率上。时间还不到2010年就已经超出原先制定的目标四百多万了。国务院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将占到450万人左右。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恐怕这个目标也是难以实现。当前政府控制人口的措施主要还是靠户籍管理制度，然而，北京的户籍管理可谓是全国最严的，进入北京的门槛也是最高的。
事实上，人为控制人口数量，尤其是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在市场经济时代往往是形式化的。大量人口流入北京，一方面说明北京对流动人口有更多的吸引力，外来人口在北京能够挣更多的收入和享受较好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北京对外来人口存在着极大的需求。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北京，不仅是损害了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也会对北京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试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民工，北京那么多的房子谁来建，那么多的垃圾谁来清理。
户籍管理失效了，有所谓的专家提出“人口准入制度”。所谓“人口准入制度”，无非就是抬高了人口进入北京的门槛。如果抬高资金门槛，则只是让进入北京的人支付了一笔额外的资金，而且指标是按照资金分配的，不仅起不到限制人口作用，还会扭曲北京市的人口结构，进来的人不是北京最需要的人，而是最能够支付入门费的人。如果抬高学历门槛，其结果就是大量的高学历人口在北京低就业，北京市并没有得到自己最需要的人口，从全局来说，只是提高了北京市的学历水平，对北京市来说，并没有要到最需要的人，对全国来说，则是学历资源的浪费。况且“人口准入制度”能比户籍管理更严格吗？极为严格的户籍管理都失效，“人口准入制度”就能管得住吗？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为了实现人口控制目标，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更是违反宪法的，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强制控制人口是无效的，政府只能为人口的市场性流动提供条件，而不是去阻碍市场化流动。否则，就会改变一个地方的人口结构，使其无法适应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被拆除的今天，任何为人口流动设置新障碍的做法不仅会削弱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有损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人口控制的目标不应该通过为人口流动设置制度性障碍的做法实现，而应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方法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解决人口太多这一城市“癌症”关键不是“堵”而是“疏”，不能把眼光只局限于控制流入北京的外来人口，能否考虑得更加宽阔一些，北京的人口就不能疏导出一部分吗？
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否全国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让北京的人口出得去；二是北京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正确选择决定着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的规模和结构。
目前，户籍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最大人为原因之一，很多北京人为什么不愿意跟随工厂的外迁而迁居，外地人热衷于挤进北京，关键一点就是北京户籍的孩子上大学最容易，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人都有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传统，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诸如，某某人为了小孩上大学而放弃其他地区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选择把户口迁到北京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对于后者，即使取消了人为的户籍限制之后，同样需要考虑的问题，关键是北京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才能符合首都的特点。正如古人云“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作出正确的选择，便能够既治标又治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否则物极必反，一切都是空谈，什么宏伟的目标都将是海市蜃楼。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北京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49年之后才成为生产型的城市。如果北京要成为某一生产中心必然会使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口增多，特别是制造业带来的人口膨胀是最大的，而且制造业是与北京的个性最不符合的。比如北京的汽车生产能力比长春和湖北差很多，就不要再建设汽车生产基地了；石化、钢铁等重污染也不应该进入北京，并且要尽量把原有的搬迁出去。千万不要追求大而全的发展，如果继续发展制造产业，势必造成北京人口过于膨胀，人口规模过大，必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城市病，人口太多就成为城市的“癌症”，会影响其更主要功能的发挥。而要把经济功能尽量交给天津等周边城市，特别是制造方面的经济职能更可以完全转移。解放前天津就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北京是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如果大家都搞大而全的经济功能，只能是互相削弱。比如，北京机场比较拥堵，而天津机场利用率只有30%多，如果调整一下，北京不搞制造业，转移到天津，货运的需求便会大大地减少，北京机场货运量就会大大地减少，天津机场货运便增加不少，这样就能很好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目前，迫于各种压力，北京的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已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梯度转移。如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了河北省的周边地区。但是其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京要发展的经济只能选择那些高端的服务经济，比如利用目前的政治优势和已存在的金融产业优势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利用其全国的辐射能力发展总部经济，发展新闻媒体产业，会议博览业和城市旅游业等。
有些专家认为北京不搞经济中心，可以搞科技中心。我们认为也没必要，顶多可以搞个科研中心，因为北京拥有非常强的科研实力，但是其产业转化能力就不强，很多高科技的产业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等，而北京是一个非常缺乏水资源的城市。文化中心范围也太大，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也没有必要过大过全。由于历史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北京的文化基础是极其雄厚的，学术氛围与水平是独占熬头的，教育的质量与层次也是最高，这方面还是可以大力发展的，但是对于文化和教育方面较低层次的部分就没有必要去大力发展，重点要发展高精尖的教育和研究。这既可以延续原来的个性本色，又可以为首都服务。因此，我们认为北京在自然而有利的发展中或许可以找到“知识中心”的位置，这是最能够“满足别人，实现自我”的位置，既符合北京的个性，又能够扬长避短的最佳结果。
北京不是不可以发展大而全的综合中心，而是从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条件不允许，没有比较优势，并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必将得不偿失。
所以，北京找位其实是最简单的，那就是共和国的首都和全国的知识中心。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既是国家对其的选择，同时又是一种崇高的荣誉。知识中心是北京的个性与扬长避短的最佳选择。如果想全面发展，特别是要发展成为大而全的多功能的城市，必然导致人口过多这一城市“癌症”，物极必反，最后只能考虑迁都，那么从北京市的角度来看将是得不偿失。我们要懂得有舍才有得的道理。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就是如此，目前韩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迁都的法案。殷鉴不远，闻者足戒。
在这个充满奥运期待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未雨绸缪，研究一下奥运后的北京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候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曾指出，奥运后中国经济将一如既往，不存在什么奥运后经济问题，对全国而言，恐怕有其道理，但是对北京而言，这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却没有明言，恐怕有其隐忧，希望能得到有关官员的重视，以免大起大落，留给世人作笑柄。
北京市举办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体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一大盛事，北京人也颇有“牺牲”精神，以接近百分百的支持率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
当年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办好奥运会，要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大、最成功、最完美的奥运会”。后来幸好新任的奥委会主席罗格认为奥运会不是越大越好而提出奥运会“瘦身”计划，而使北京奥运会难以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奥运会。再后来，北京的有关领导人或许看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大量体育场馆闲置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还是有其他原因，总之，在后来北京市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新理念，要求降低举办成本，注重实效，减少资源浪费，要尽量挖掘现有体育场馆资源，千方百计降低新建工程造价，把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和北京市整体规划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因此，便有后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的“瘦身”，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体育场等奥运项目也都“瘦身”。这些当然都是好事，毕竟比以前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办好奥运会”的提法进步了一大截。
然而，现在还是很少人能够看到奥运会之后将会带给北京的更大的“后遗症”，那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与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历史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演，但是历史的演变总是具有相似性的，看看东京奥运会后对东京的影响，汉城奥运会后对汉城的影响，或许就会能够领悟到物极必反的道理。特别是北京与汉城的发展历程和面对问题真是像极了，可谓之“一模一样”。双方都是古都、由落后发展起来，全能型的综合城市，先后举办了亚运会、奥运会，人口“爆炸”……唯一不同的可能是汉城距离边界线太近，而北京是面临风沙侵蚀。如今的汉城可谓之不堪重负，“城市病”日益严重，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的经济力量，相对制约了其他地区的发展，造成全国发展不平衡。因此，便有韩国迁都的动议。所以，北京如果不提前采取相关策略，改变发展轨迹和方向，否则就难免会步汉城的“后尘”。
当然，我们期许北京能够走出奥运会后的怪圈，不会患上奥运会的“后遗症”，也不再步韩国汉城的“后尘”。
总之，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中，我们一定要抛弃定位思维，要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大发展和变化中寻找到最恰当的位置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是现实找位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官员刻意定位的产物，即使短期内可以风生水起，但是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必将导致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