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的“制度国富”论
本报记者 于保平 上海报道（2002-04-10）
编者按：“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1973年，新经济史的代表人物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这样评价制度的作用。今天，来到中国的诺斯面对本报记者的专访，给中国经济难题开出药方———建立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
如果说学者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再加研究”，那么资本的力量却是非常现实地存在着并影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美国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CalPERS最近采用的新兴市场评估模型表明，资本看好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率，而是更多地考虑如社会公正、政治稳定、司法独立、经济自由、有序监管等因素，而这些大多属于制度的范畴资本压力现在已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困
《21世纪》：您曾说过，“从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为什么以这个问题作为您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开端？为什么以“制度”作为研究的核心呢？
诺斯：我在大学里的时候非常相信马克思主义，当时像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样，都想着怎样拯救全人类。那么怎样拯救呢？经济学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传统的经济学问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的，而有些国家是贫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解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作为我学术的开端。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因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of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
行。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社会本身，就是要考察这个社会在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这三者会发生哪些变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21世纪》：好制度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富，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否一定能得到一个好的制度呢？
诺斯：不是的。不是说随着自然的演变和发展就一定能得到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非常贫穷的国家，不好的制度，不好的组织会带来经济的滞后发展，甚至是经济的衰退。我们也看到不少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之中，就说明这些制度并不好。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开发他们创造力，并能够使
他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
《21世纪》：那么，一种制度的选择、确立的要素是什么？
诺斯：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选择了这种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比较贫穷，而且我们不仅仅了解他们贫穷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想出办法来纠正他们贫穷的状态，可以让他们富有。
实际上，人们对于一个国家为什么选择这种制度的原因是不清楚的。我正在写的《制度变迁的进程》这本书就要探讨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认为是人们的信念、一些理念、世界观，决定了他对于外部环境的认识，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又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制度又进而影响到其经济发展。
《21世纪》：您说：“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制度作为一个组织，效率体现在哪方面？
诺斯：说到底，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一种激励制度。这个制度是社会运作的一种方式。好的制度应该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效地运用高技术。
以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进步
《21世纪》：您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一个好制度的有效性能维持多长时间？怎样看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
诺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个好的制度就是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但在一个社会当中，他们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在社会发展的变化过程中，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历的改革开放道路。一开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富裕起来，后来发展了乡镇企业，使得中国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运动，很多乡村富裕起来了。而后中国碰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现在中国还碰到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与当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遇到的问题相比更难了。这
些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如何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整合起来，这个整合包括中国各个地区平衡整合，沿海和中西部的整合，农村和城市距离的拉近。
我们记得，当时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文革后，从集体制脱胎出来的，应该说相当成功。所以，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是一整个系统，是契合在一起的。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发展迅速的国家，最后出现一些问题，经济体系崩溃等，大部分原因是政治体制束缚了国家的发展。比如前苏联，其政治体制是强刚性的，没有灵活性，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僵化的官僚体制没有办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就分崩离析了。
美国是个比较成功的故事，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对是比较灵活的，它在各个时期可以比较灵活地调整，满足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可是它能维持多久？我们没办法打包票它会持续多长时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顺，以后怎样也很难预料。看好制度的有效性有多长时间，关键是看该制度的灵活性有多大。
《21世纪》：您能否对50年后的中国经济作一个预测呢？
诺斯：我们经常预测发展的可能性，但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要获得准确的预测，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多得多。凭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很难做出一个很好的预测。你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使社会能够选择的备选方案越多越好。这样，如果进行当中，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的道路。比如，美国在过去的3个世纪，发展成功，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非常灵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是制度有灵活性，在犯错误的时候有机会纠正错误。
这条路走不通，还可以有另外的路。前苏联刚好相反。它是高度僵化的社会，是一条路走到底，是一个信念，一条路，没办法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功，带领13亿人口进行经济转型，从落后国家发展为比较先进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我们需要
从体制上进行突破，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满足将来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1993年与福格尔（RobertW
.Fogel）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通过使用应用经济理
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f
orhaving renewed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byapplying
economictheoryandquantiativemethodsinordertoexplain
economicandinstitutionalchange.）”。
诺斯出生于1920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
学位。其重要著作包括《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
lChangeandAmericanEconomicGrowth）、《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TheRiseof 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andChangein
EconomicHistory）、《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lnstituti
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