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敢问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于保平 特约作者 国云丹 上海报道
对于那些今年求职的学生而言，寻求一个工作的心路历程如同在那漫漫而艰辛的取经路上。
在上海，高校毕业生今年达到83127人，比去年增加31％——与急剧增多的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职位提供却没有同步大幅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原因分析和对策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提议为失业大学生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另外一些专家表达了他们不同的看法。
“僧多粥少”因哪般
“就业人数多，空缺岗位少”是大家公认的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可是为什么空缺岗位少呢？”长期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问，“这是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问题！”袁志刚说，大学生就业难客观上确实是提供的岗位少——这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投资主要在于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现在的第二产业，或者我们称为‘世界工厂’的一些项目是资本密集型项目，而不是知识密集型”袁志刚说，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最好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工方面，但大学生不是廉价劳动力。
入世后，外资进入中国，其产前、产后等服务多数在国外市场完成，比如研发、设计、市场运作等，“他们只是把一块中间加工业务放到中国市场。”而相对应的是，我们国家适应外企的这类服务性高端人才，比如一流的审计、法律、会计、策划等等方面的却严重不足。
对此，上海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汪胜洋研究员持同样的观点，他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大学生选择沿海地区，选择大城市寻求发展是他们的理性选择，无可指责。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不到农村就业，不到西部就业，“责任不在于学生，而是在于国家和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
汪胜洋说像上海、北京和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的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都没有超过50％，经济增长基本靠工业投资拉动。但大城市的工业投资却主要集中在郊区，“工厂需要的是熟练的工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城市就业限制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到大城市发展。一项调查显示，今年上海高校的毕业生95％以上选择在上海就业。从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有80％的高校毕业生首选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四城市就业。针对这种现象，汪胜洋认为现在关键的是要发展大城市中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能力如果要释放出来，肯定是需要大量知识人才。
精英教育走向大众的转型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生本身在职业选择上的误区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深化。一项调查中发现，大学生们对薪水的要求并不低，在回答“您求职要求的工资底线”时，近六成(56%)人的选择集中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工资底线平均值为2244.6元。据国家城调总队的2000年全国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深圳，人均为21577.24元。我们仅与深圳进行比较，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也不过1798元，可见，大学生对自己薪金的期望是比较理想化的。
作为大学教授的袁志刚说，大学教育正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型教育，对待大学生就业方面也应该转变观念了。袁志刚说，以后的教育目标就是普及大学教育，使劳动者大多数都要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这样，就不存在特殊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蔡昉研究员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除了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以外还有过于追求就业率的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大学生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论题。”蔡昉说，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一般也不能超过50％。
蔡昉质疑：我们有没有必要追求这么高的一首次就业率？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都超过200万。事实上，关于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在探讨，而且年年都用到“严峻”一词，但每年都以80％以上的一次性就业率（或者说首次签约率）收场。
蔡昉认为，以前安排大学生就业就像骡马大会，但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有那么强的时间限制，“不是说到了几月份，就必须达到多少的就业率。”
大学教育应该转为需求导向型
“大学教育非改不可了！”在谈完了经济结构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影响，袁志刚、蔡昉和汪胜洋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
“大学的教育到底要做什么？”袁志刚这样问。袁认为，目前大学教育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落差不仅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问题，而且也影响到国家长远的竞争力。一端是没有培养出市场需要的高级人才，一端是批量生产出“过于技能性”的毕业生——二者之间的落差导致了大学生就业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一个突出的问题。
袁志刚强调，在高等教育逐渐大众化的今天，大学应该实施通才教育，应该是以“关心人类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为人才培养原则。具体专业设置上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来调整。
从短期来看，袁志刚认为可以通过一些优惠的措施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农村基层参与就业，他高度评价了国务院出台的鼓励政策。袁还认为，应当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国外是储备人才的地方”。
蔡昉则认为，大学现在要做的是要向“需求导向型大学教育过渡”，在劳动力市场和学校中间确立一个良好的信息机制，改变“我们有什么师资，就提供什么课”的做法，把“学校当成企业来运作，个人接受教育当成投资来做，将会改变一些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我不认为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问题。” 蔡昉强调说，“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开始，敲响了对于教育改革的警钟，大学生就业问题提醒国家和高校对于人才结构与经济长远发展的思考，“大学生就业以后是一个长期伴随的问题。”
“上海应该有多少所大学？如果上海有50所民办大学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汪胜洋善于从体制的层面入手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现在的大学教育竞争不够，对民办教育管制过于严格，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如果上海有50所民办学校，你或许想象不出他们可以开出多少种专业来。”汪说，“现在的公办大学跟国有企业是一样的，那一套管理完全是计划的，所以出现了必须达到就业率要多少的问题。”
汪胜洋强调，高校是学生就业的原因所在。大学教育必须在体制上做重大调整，国家经费投入必须根据专业情况有所倾斜。对于投资回报高的专业，国家财政应该逐步退出，而对于国家需要的，基础性的学科国家应该给予充分扶持。
失业大学生的社会保障问题
“失业大学生现在还不能被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我也不主张给他们一个相当于保险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缴纳相关费用。”针对给失业大学生提供社会保障的讨论，袁志刚有自己的看法。
由于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在短期内不能落实工作岗位，其社会保障问题也引起关注。广东省政府在2003年6月3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对于尚未落实单位的高校毕业生进行失业登记，将他们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保险和社会保障属于两种逻辑，一种逻辑是商业保险的逻辑，缴纳费用，风险分担。商业保险必须有缴纳的过程，但大学生没有缴纳的记录。我们现在讲的养老、失业等，都是商业保险。”袁志刚说，在大学生中同样存在逆选择问题——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得不到合适的帮助。
既然如此，对于失业大学生的保障，袁志刚认为只能从低保的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低保遵循救助的原则——“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大学生就业不是因为生存问题”。袁志刚认为，在现有情况下，由于目前毕业的大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其低保基本上可以由家庭负担，当然对于家庭困难的政府可以采取救助措施。但袁志刚强调，首要的还是要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参与到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升值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依靠失业救助等待就业。
在保障体系上面，袁志刚认为还可以在政府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地区就业的基础上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就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了专门通知，《通知》中有一条规定：在艰苦地区工作2年或2年以上者，报考研究生的，应优先予以推荐、录取；报考党政机关和应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我的想法是，政府应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补贴一些就业选择，宁愿在西部少上一个项目来支持西部的基础教育。”袁志刚的设想是，对于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不仅仅是给予他们将来的优待，而是应该给他们收入方面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可以解决因两元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的差距导致人才流不过去的问题。袁志刚说，计算一下可能未落实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人数，如果鼓励他们到西部从事教育事业的话，给予一定的补贴可以算出需要财政的补贴总数实际上没有多少，但收益远远大于上一个项目的收益。
此外，袁志刚和蔡昉一样，都希望在政策环境上改变户籍制度现状——户籍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与就业的选择。同时，政府要创造尽可能好的环境，鼓励大学生参与创业，“不仅仅做市场要素的被组合者，也好做市场要素的组合者”蔡昉说。
“根本上来说，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退到底，大学生可以参与劳工业务。”袁志刚说，如果他们连劳工的工作都不能胜任，这才可以考虑为他们提供一些相应救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