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实意义（初谈）
老子《道德经》仅仅五千余字，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涵盖天地。由于老子“寡欲”、“无为”的政治经济主张，给人印象中不重视经济，在强调“有为”的社会里，很少人去研读她。今年七月，我重游泰山，在岱顶碧霞寺“请”得一本《道德经》，才发现其“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进而上网查询，发现还是有许多人在研究这篇文章的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认为她有深厚经济哲学、伦理学基础，其意义远高于《易经》、《孙子兵法》等古著，甚至有的说当今时髦的《第五项修炼》亦未能超越《道德经》。究其如何，其实每篇巨著都有其可借鉴或指导的地方，都可在人类各种活动中融会贯通，《道德经》亦不例外。我今天就以“《道德经》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实意义”，来说说我的一点学习心得。虽区区五千字，但要真正理解《道德经》的涵义，还非一时能“得逞”，所以这里且以初谈为引，熟读之后来再论。
2003年6月9日新华网转载了《〈道德经〉缘何使公司利润翻？》文章，据《环球时报》报道：英国法雷利设备工程公司是一个典型家族式小企业，苦心经营十余载，但一直业绩平平。CEO的弟弟杰里读了《道德经》等东方哲学书，书中提倡仁爱和谐的思想给他带来了灵感，杰里觉得只有让员工心情愉快，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他建议把“爱”的哲学用在管理上，以这种企业文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不久，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凭借这些改变发出的新活力，创造出赢利激增200%的不俗业绩。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都有曾将《道德经》的经济思想用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如汉代的“文景盛世”、唐初的“贞观盛世”都与统治者奉行老子的无为经济管理思想分不开。
“学习型组织理论”创始人Peter M. Senge 著了一本书，我们把它译为《第五项修炼》，其实“修炼”这个词，最早最多见于道家，道家通过“柔刚、静动、曲直”的修炼达到天、地、人合一，以求“长生久视”（第五十九章）。这跟《第五项修炼》的善于不断学习，员工的自主自觉性管理，员工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领导者的新角色改变为设计师、仆人和教师，不断调整观念，从而使组织更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南工业大学王文胜、马跃如今年著文《老子〈道德经〉的经济思想及现实意义》比较有见地、客观地挖掘了《道德经》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道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曾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然而，对于《道德经》的经济思想，却少有学者给予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道德经》中虽然有不少章节论述到经济问题，但由于老子主张“寡欲”，不重视经济，经济学者往往认为，其经济思想只能是相对稀少、简单而不甚重要；另一方面，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主张，长期以来一直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有复古倒退之嫌，甚至《道德经》中提出的无为管理思想——比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无为管理足足早了二千余年——也常常被视为愚民政策加以批判。作者认为正是《道德经》的经济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伦理学基础，才使得其经济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胡寄窗教授也认为：“道家尤其是《道德经》的经济思想，不管她是怎样稀少和消极，对后代的影响绝不亚于其光辉的哲学思想。”，《道德经》是一部二千多年前的作品，其经济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理论价值。我认为当前研究《道德经》经济思想的意义正是在于其思想体系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或者说《道德经》提出的一些社会经济观点，是值得今天的经济学者进一步思考的。
《道德经》的经济思想与其哲学、伦理、政治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即是“道”。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人物、人类社会运行的最根本的规律，事物运行符合“道”这一运行规律可用“德”来衡量。《道德经》的经济思想也是以“道”为中心，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也遵循“道”的规律。“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社会经济活动不违背“道”这一运行规律。这样，人类社会内部、人类与自然界就可以实现同步和谐发展，并不断由低层次的和谐向更高层次的和谐进步。这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Taylor的要倡导精神革命，劳资双方利益一致；Gilbreth夫妇主张通过动作研究，可以开发工人的自我管理意识，通过保障工人健康而提高生产率；Weber认为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才能保障组织连续和持久的经营目标；Myao的人际关系理论；Maslow的人类层次论学说；Mc Gregor的人性假设理论；韦廉大内认为的一切企业成功离不开信任敏感和亲密，因此完全可以坦白、开放、沟通作为原则进行民主管理的Z理论；以及企业经营“以人为本”、重视环境的意识相一致的。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老子的价值判断标准。在《道德经》中老子以“德”为价值判断标准的，他指出“万物莫不重道而贵道”（第五十一章），老子所谓的“德”，是指“道”赋予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是天地万物遵循“道”这一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天地万物各有其“德”，天地因为覆载万物，体现了至公至慈，因而具有最高层次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为率德。”（第五十一章），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大公无私一面，又有自私、贪婪的另一面。这与现代管理的动作理论、人际关系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双因素激励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老子认为，人类应效法天地，克服自私、贪婪的本性，使自身“德”的水平不断提高。老子还认为外物的刺激会阻碍人类对“德”的追求，因而主张使民“寡欲”，认为有“德”之人必然是“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其实本意应是不要过分追求“欲”，所谓急功近利，欲速而不达也，一个组织也不能过分急而求成，要“修炼”成一个清淡寡欲的样子，合作者才能更好地跟你合作，最后才能得到“大欲”。
其次，自然和谐观。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遵循相同的运行规律，即“道”的规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其中的“一”即是“道”。与老子的观点相似，西方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比人为创造出的秩序要优越得多，因而主张一个明智的社会机构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尽可能秉承自然秩序的意志办事。老子的自然和谐观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德”的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因此，这种和谐是一种长久的、根本上的和谐。尽管老子的和谐观有其局限性，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发：1、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生态失衡，阻碍了人类福利的提高。这说明人类在发展经济时没能与自然保持和谐，也可以说明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违背了“道”的规律。2、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可在一定时期内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由于精神文明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内部的和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与这种社会经济内部不和谐无不关系。3、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正是能够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第三，对无为经济思想，老子在“自然和谐”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流传远古的无为管理思想。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二章），老子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遵循“道”的规律，具有天然的和谐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必须是以“道”的规律为指导的管理。反之，如果管理中违背这一规律对社会经济进行盲目干预，就必然会破坏这种社会经济的和谐性，更不可能达到管理的目的。与此相似，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主张，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失败，这种经济思想重新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老子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以“道”的规律作指导，通过“德”的感化，使人民实现自身“德”的水平的提高，从而达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即实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第五十七章），我国提出的“以‘德’治国”，也是在《道德经》的长期感化下自然地提出的。可见老子的无为管理并非放任自由，与西方谓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还是有差别，她要求管理者必须始终掌握住另一只无形手，即“德”的感化。而且，老子的无为管理思想与国家适当干预并不矛盾，他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并不能始终处理和谐状态，如果社会经济运行失调，政府就应适当干预，正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六十四章），老子的无为经济管理思想有着科学的成分，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四，老子的分配观也是以“道”的运动规律为依据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七十七章），故老子主张人类在分配中应当效法天地，实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政策。老子认为，有形的财富是不能长久保持的，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是得不偿失的，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老子进而主张“圣人不积”，认为“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第八十一章），可见老子的分配观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观。老子的分配观是其价值标准的必然结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不公与社会制度有关，而且与社会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如果都以自身“德”的水平提高为追求目标，则只有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老子分配观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最后，老子的团队观认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第 十一章）说明集体团队的作用。“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帮能长生。是以对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说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不能把自己利益始终摆在第一位，这样反而不能保全自己；只有时刻将员工服务放在第一位，想员工所想，急员工所急，这样员工必然能拼命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益，自然能保全自己的职位，甚至得以提升，促进公司发展，最终使经营者受益。“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三十九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七十七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第四十九章），普通员工是构成企业的基础，管理者缺少普通员工，自身存在都成问题。所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密切依靠每一位员工，紧紧联系每一位员工，视每一员工的正当需要为需要，才能使企业兴旺发达。
专家认为，管理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回归：其一是公认的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对管理发展的作用，其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我们生长的东方，并不是一个管理思想贫瘠的土地，身处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内涵国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者，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东方管理思想源远流长，我们只有从中领悟精髓，并在实践中活学活用，一定能取得管理上的比较优势。
《道德经》第一句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于此以《道德经》最后一句来结束此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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