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运营一个同时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管理结构错综复杂的公司？更何况它的股东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国家？” —杰福瑞 ·葛顿
耶鲁商学院院长杰福瑞·葛顿最近出版了新作《CEO的思想》。书中断言，在我们这个竞争惨烈的全球化时代，能真正思考的CEO们寥寥无几。他告诉《新闻周刊》的迈克尔·梅厄，CEO们现在必须开始用全球眼光思考了。
梅厄：您曾和许多世界顶尖的商业领导人交谈过，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使他们夜不能寐？
葛顿：绷紧的神经。一方面，他们每天都要保证不凡的财务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得迎接那些在长期和更大范围内会影响未来收益的挑战。这是企业天生的矛盾。请想象一下这有多么复杂。你如何运营一个同时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管理结构错综复杂的公司？更何况它的股东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国家，每个人对公司该干什么都有不同的想法。这几乎成了存在主义者的问题：我的职责是什么？我到底有多少控制权？企业多大就会变得臃肿？
梅厄：我记得和美国一家主要军事企业的新任CEO谈话时，他告诉我刚上任的头一年完全是一场噩梦。
葛顿：他们很清楚自己面临著棘手的挑战。仅仅设法与别人保持沟通就能让你焦头烂额。我曾和德意志银行的主席罗尔夫·布鲁厄交谈过，那是1999年底，他刚刚收购了纽约的BankersTrust。由于担心组织等级制度会妨碍团队合作，他创建了一个电子邮件系统，使该公司的9万名员工都可以给他发私人信件以指出问题或提出改进方案。他说，公司越大，你就越需要进行个人沟通，否则，官僚主义就会使公司瘫痪。
梅厄：您在书中讲到了顺应改变的速度。CEO们不但每个季度都要统计业务数字，还常常必须在市场真正形成之前就击败竞争对手。
葛顿：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连比尔·盖茨都几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梅厄：我们就谈谈互联网吧。网络公司的崩溃带来了什么教训呢？
葛顿：许多人认为互联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但事实并非如此，起码它不像铁路或电报那样完全改变了我们沟通的方式和速度。我认为这场崩溃是一个休止符，是互联网引起的喧嚣的终结。与那些令人陶醉的言论相反，未来的战斗不会发生在网络公司之间。它会发生在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之间，这些公司将利用互联网执行现有战略，而不是围绕互联网重新制订战略。以后的战斗将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残酷得多。
梅厄：您在书中提出，CEO们“处在当今的巨大难题的边缘”。你还认为，顶尖的CEO们必须成为“全球政治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葛顿：全球经济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更缺乏组织、更不稳定。今天，整个世界就是市场本身，但真正的全球架构却还不存在。没有政府，没有国际央行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没有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来保证我们得到安全的食物。如果我们想在互联网上建立保护隐私的规则，这件工作由谁来做？如果我们想协调不同的税法，又该怎么进行？我们美国人喜欢认为世界在按我们的规则运转，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并不依靠任何规则运转。我发现，CEO们希望有人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些什么，却又不愿自己动手。他们说，“你□要看看我要干的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我要说，如果他们不去做，谁去做？
梅厄：有些行业似乎在一意孤行地推卸这些责任，比如那些在非洲推销爱滋病药物的制药公司们。
葛顿：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些家伙应当做出榜样，他们应该说，“我们要联合一些国家的政府。我们要制订既能保护专利，又不会玷污、毁坏我们声誉的方案。”但是他们袖手旁观，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像这样的问题。
梅厄：在这方面，谁做对了呢？
葛顿：从很多方面来说，英国石油的约翰·布朗是一个模范的全球CEO。在强调与社会和企业所在社区建立长期关系的同时，他也成功地使股东利益得到了增长。还有，美国在线（AOL）的史蒂夫·凯斯正在努力联合商业领袖们为互联网建立全球管理系统。他并不鼓吹像“废除税收”或“别管我们”这样的政策，而是说，“我们必须尽快著手此事，否则就不得不接受拼凑起来的管理系统，而它会阻碍我们的商业进展。”
梅厄：每个跨国公司都该有个全球大使或公司外交部长什么的吗？
葛顿：我对此没有什么特别推荐。但我知道下面这一点：CEO恃强凌弱，为了替股东聚敛财富，而把工人当作商品、把公司看作可以随时卖出或合并的财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属于那些真正的全球公司，它们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一定能赢得利润。因为，在一个全球社会里，正是这些公司使整个系统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秩序，我们就会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那时，不仅是开放市场和全球化进程，连跨国公司本身都要蒙受巨大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