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次上海高级人才面试会上，某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在回答“什么样的人是高级人才？”的问题时，75.9%的被调查者的首选答案是“高技术或高管理水平”，而选择“高职称”的仅有4.6%。显然，作为一项长期以来用来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职称的含金量似乎在一点点消失。
职称不高照样重用
“评职称有什么用？”在一家高科技国企担任课题组组长的刘先生语出惊人。大学毕业后，刘先生曾留校任教五年，对于职称的重要性太有认识了。“发奖金啦，分房子啦，哪个与评职称无关？而且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面子问题，能离开职称吗？”为了评职称，他曾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七拼八凑了五六篇论文，现在他自己都觉得不忍卒读。然而，也正是在评职称上遇到的挫折，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了高校，投身到现在的单位。如今，刘先生谈到职称是一脸的轻松与超脱。“在我们单位，职称就没多大用处了。一切都看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我们‘CEO’可不看职称用人。”在这家公司，与刘先生一样虽无职称却身挑重担的中层干部还有好几个。“我们的用人机制灵活，提升渠道畅通，经常会让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挑大梁。我要是做得不好，也可能被降职的。”
与国企相比，许多民营企业在用人上更为不拘一格。今年58岁的童女士现在一家颇具规模的民营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握有计划、审批的大权。然而三年前，她从原来的国企退下来的时候还只是个会计师。童女士说，她在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干了二十年，一直做财务工作。尤其是退休前的七八年里，她负责管理工厂的资金运作、上市流通等工作，为企业的发展立下了汉马功劳。凭她的能力，评上高级会计师、做个财务科长应当不在话下，然而由于职称名额限制，她始终未能评上。“我在评职称上下了不少工夫，结果还是没能如愿。但刚刚退休，我现在的CEO就打来电话，邀请我担任现在的工作。后来我发现，我们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不管是老的少的，都是CEO从国企里挖来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有高级职称，我这个中级还算是高的呢。”刘女士说到这里笑了，“但是大家都干得不错，公司里没有论资排辈，气氛也比以前的单位和谐。”
当记者与香港伯乐管理公司高级总裁徐涛谈起上海人才观念这两年的变化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作为一位资深的人才“猎手”，他与不少跨国大公司都有广泛的联系。他说，那些公司寻觅人才时，从来就不把职称作为一项重要的筛选依据。“不少跨国企业对国内的职称评定并不认同，因为职称常常和年龄挂钩，而和个人能力不尽相称。即便有相同职称的人，他们的水平也可能相差甚远。对跨国企业来说，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更为重要。我想，这条用人原则也应当成为我们国内企业的共识。”
外语落第也有奔头
在出版社做编辑的王先生谈到评职称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虽已年过半百，经手编辑的不少图书在市场上走俏，颇有社会影响力，可就是因为外语不过关，迄今还只有中级职称。“我至少参加过三次外语考试了，每回都辛辛苦苦准备几个月，到头来还是通不过，年纪一大，许多单词语法就记不清啦！”王先生感叹道，“有的作者文稿经我修改出版，并因此评上高级职称，在他们面前，我真感到不是滋味。”
王先生的专长是艺术，平时很少在工作中用到外语，因而职称外语考试总成为他晋升的“拦路虎”。与王先生有同样烦恼的人还真不少。据市人事局专技处的凌处长介绍，在职称外语考试中“落第”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不管实际能力高低，也不管工作是否需要，统统以外语水平一刀切，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妥当。”社科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王振说。
低职称者自然失去了大部分的提拔重用的机会，而且由于职称和工资、福利挂钩，一些单位在评定职称时，或论资排辈，或掺入人际关系等因素，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更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心情不畅。而辛辛苦苦争来了职称后，就有人失去了奋斗的动力，船到码头车到站，坐享清福了。“应该看到，确实有一部分人评到高级职称后，就高枕无忧，不思进取，这就有违评职称的目的。”王振接着说。
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诸多弊病以及不合理的“终身制”，显然使传统的职称越来越不适合人才的脱颖而出。凌处长告诉记者，上海正在探索改革，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评职称和聘岗位分开的制度。评聘分开的制度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向“专业技术职称评价中心”或其他被授权的单位（机构）提出申请，通过初定、评审、考试等途径即可获得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各单位可在职称工作职能部门核定或下发的指导性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内，自主设置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我们先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做起。1999年，我们在农科院率先开展评聘分开制，随后又在社科院和上海大学推广。自去年8月起，全市各高校都实行聘任教授制。不仅高职可以低聘，低职也可以高聘，一些职位还可以面向社会公开竞聘。”据凌处长介绍，这一做法在高校中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一些原来具有教授资格的老师，在考评中被低聘为副教授后，对于其他老师的触动很大，“这样做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鼓励人们不断进取。”凌处长还透露，下一步的改革范围将会扩大到新闻出版行业。可以预见，到那时，像王先生那样的职称外语考试的屡试屡败者将会有新的奔头。
执业资格倍受青睐
和日益淡化的职称评定相比，执业资格却倍受青睐。这两年，CPA、CFA、律师资格等等，都是媒体上曝光率极高的词语，也是高薪的代名词。执业资格证书，令不少有志者趋之若骛。在财大就读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小周告诉记者，她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CPA考试。尽管考试科目有一定难度，她却相信“先下手为强”的道理。“有一个执业资格证书在就业市场上最派得上用场。”她很有信心地说。
毕业于贸易学院的小邓过五关斩六将，在外资保险公司谋得一个令人称羡的职位，但他却没有丝毫松懈，紧张工作之余，准备着参加精算师考试。如今，踊跃考证的不仅仅是即将求职或刚刚就职的年轻人，一些工龄达十数年的中年人也加入到了考证大军中来。有的是工作需要，更多的是未雨绸缪，提高自己的“才气指数”，为将来增添一份保障。
据凌处长介绍，执业资格指的是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较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或工种实行的准入控制，一个人如果想要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或工种，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执业资格作为一个客观的鉴定标准，在国际上很流行，一般由政府依法管理，采取社会化的考试评价机制。“执业资格也是人事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深化职称改革的重要方向。”凌处长强调说，“现在的某些职称系列，在条件成熟后，就可以逐步向执业资格制度转化。”
凌处长说，全国迄今共推出了30多个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房地产经纪人等诸多领域。自1995年以来，共有150多万人参加了各类执业考试，其中36万多人取得了各类资格。与此同时，上海也在近几年推出了10多个地方性的执业资格，比如兽医、商业营销、工程设备、人才中介、社会工作者等等。
那么执业资格在人才评价方面究竟有什么优点呢？凌处长认为，最大的优点在于这些资格的考核起点低，对于考试者的学历和职称等都没有太高的要求，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次，和职称评定相比，也减少了评判者主观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