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彼得•胡珀(Peter Hooper)、戴维•赖斯勒(David Resler)
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依旧令人失望。消费者信心已经下滑，而美国人开始担心，一些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事也许正在发生。外国竞争已被指认为疑犯。
制造业岗位的外包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由于现在白领、服务业岗位似乎也有流失的危险，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全球化是否真的有利于美国？
那么，服务业岗位“外移”的真相是什么？
首先，美国公司雇佣状况低迷只能部分归咎于“外移”。外包给印度的服务业岗位数量非常有限，每年可能不超过20万个，而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劳动力市场年均净增将近200万个工作岗位。
其次，人们对外包岗位的关注夸大了外包的影响力。我们关心外包对创造就业的实际影响，而非大致影响。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失到印度，令印度人更加富裕，并提高对美国商品及服务的需求，而为美国人带来就业机会，于是抵消了最初就业的流失。此外，通过把一些岗位外包，美国公司得以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并降低产品价格，这进一步支持了对美国产品的需求。
再者，并非自始至终全是外包，美国同时也在大量“内包”。事实上，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有巨额顺差，且顺差不断增加。正值美国从服务业自由贸易活动中获得巨额净收入时，它却面临放弃这种活动的压力，这真有讽刺意味。
第四，从概念上讲，把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国外与把服务业岗位外包，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在两种情况下，业务效率都能得到增强，且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标准也有可能因此提高。
问题在于，美国的就业创造引擎已经停止运转。在上世纪90年代科技热潮期间，首次出现运作效率提升的先兆，随着这一目标最终得以实现，生产力增长水平也大幅上扬。为新员工提供的养老金与医疗福利不断增加，这些固定成本的提高可能也是阻碍就业增长的因素之一。同时，劳动力市场或许仍在消化科技热潮高峰期过渡雇佣的人员。
还有两个因素导致有关外包的争议甚嚣尘上。其一，尽管因外包失去工作的人损失惨重，但外包的受益者既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工作与外贸自由化有关，而且对于外包令他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他们也没有感激之心。其二，今年是大选年，而外包是一个可以用来影响选民的话题。
试图放慢外包的进程并非解决之道。相反，美国必须减轻调整过程造成的痛苦，并确保自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外国市场。
第一，政府应当帮助被替换下来的失业工人。只有当这些人找到其他工作岗位，自由贸易的好处才能体现出来。政府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设立求职服务、令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更便于转移，并为受到严重打击的地方社区提供经济援助，以吸引替代性的工作岗位进入。
第二，美国必须打开外国市场。这就意味着推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并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过去50年中，美国已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巨大好处，但它还应付出更多努力，以确保跨边界市场的公平准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用自己的贸易政策树立一个好榜样。
第三，美国应该抵制这种做法：对美元的自行调整能力施加人为的限制。我们赞成七大工业国开出的处方，即假以时日，培养更大程度的汇率弹性。这将有助于各国之间公平竞争。
用禁止外包来惩罚美国公司，这种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有必要降低与全球竞争有关的调整成本，但同时又不放弃其带来的巨大好处。
劳动力市场有望在明年得到改善。一旦如此，有关外包的一些争议就将平息。但这并不是说，在努力应付全球竞争带来的后果方面，我们可以松懈下来。这种后果无法避免，有时也很痛苦。
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是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彼得•胡珀(Peter Hooper)是德意志银行证券部(Deutsche Bank Securitie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戴维•赖斯勒(David Resler)是野村国际证券(Nomura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