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除了拒绝或接受，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与其放任全球化自行发展，不如主动设计，建造不同的全球经济。
梭罗认为，首席知识官替企业规划长期或短期策略，将成为仅次于CEO的重要角色。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革命同步展开：知识经济逐步取代工业经济；全球经济逐步取代国家经济；资本主义逐步取代社会主义及准社会主义。梭罗认为，航行于这三大革命，必须具备探险家的精神，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英勇无畏，愿意学习各种知识，放手一搏，航向未知。
梭罗提出，未来不论企业或国家，都需要增设”首席知识官”(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的管理职务。这个角色如同现今的CEO，是获得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我们特别摘录梭罗新书《勇者致富──Ｎ全球化：在拒绝与接受之间》第四章部份内容，提供大师精辟观点。
为了及早了解现在与未来的变化，不论是公司或国家，都需要在管理小组内增加一个新主管，这个人称为”首席知识官”(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从历史经验来看，首席知识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会像CEO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一样，日趋重要并大放异彩。最后，首席知识官将会凌驾公司财务长的地位，成为仅次于CEO的第二号重要人物。
首席知识官之所以会成为第二重要的主管，在于他专司创造公司的竞争优势。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刚萌芽时，没有人知道如何管理资本。如果能抢在竞争者之前了解管理资本，就是赢家。换句话说，必须有人思考如何管理公司中最稀少的资本资源。当然，这个职务不是兼差性质，也不能由CEO兼任，因为CEO已经太忙了。
回顾历史，首席知识官以公司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并不令人惊讶。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资本主义”，完全基于资金是一种稀少的资源，更是经营管理上的变量。但是在今天，资金管理随处可见，没有哪家公司因为请到较好的财务长，因此领先群伦。事实上，每家公司都有优秀的财务长，即使没有，也可以透过高盛集团轻易聘请到。何况，像麻省理工学院这般顶尖的商学院相信，企业界所需的财经管理技巧，只需十八个月就可以养成。
公司除了需要了解未来的科技之外，还必须了解科技的背景才能运用。如果无法避免竞赛，就必须了解它。无论对公司或国家而言，取得知识管理的优势，就是迈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然而，面对今天的科技新时代，没有人真正了解如何”取得优势”。所以我们需要聘请人才，专职负责获取知识管理的优势。”知识管理”，并不是研究发展部门的工作，因为研究发展负责的是创建新科技；也不是科技长负责的工作，因为他专司科技的决策与未来的科技发度。
在二十一世纪新发展的知识经济中，首席知识官的职责是发现优势，以便”取得优势”。他并非CEO，也不是领航员、策略大师或战术专家，但拥有上述所有专长的部份特质来达成任务。换句话说，他需要命令、引导，并规划长期或短期策略与战术，来管理新经济体系中的知识。
举例来说，比尔．盖兹就是微软的首席知识官。他把自己从CEO重新定位为首席知识官。虽然他名片上的头衔是”首席软件架构官”(Chief Software Architect)，在软件公司这个职位就是首席知识官。在首席知识官的职位上，他要竭尽所能地发明与创造，这段话出自微软当时更换CEO的公告内容中。基本上，比尔．盖兹的任务就是确保微软继续主导科技，他主宰了微软未来的成功与失败。他的时间，即大家戏称的”比尔资本”(Bill Capital)，是目前微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
国家的首席知识官
国家也同样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与财政包袱。通常，各国的财政部长在内阁中都拥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才了解政府复杂的财政问题。不过，就像公司的财务长一样，有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并不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竞争优势。所以，聘请了解全球知识经济趋势的国家首席知识官，是获得未来竞争优势的窍门。
每个国家都要体认，全球化是创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不再是由大家自订经济规则或强行控制结果。如果不满意所在国的规定与法条，企业有权将总部及产品搬到世上任何角落。课征公司税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史坦利工具集团就曾征得股东同意，将总部搬到百慕达，在百慕达，公司只需支付美国本土的所得税，海外所得则完全免税。所以，经营陆地石油钻探设备的纳伯斯工业、库柏工业、英格索兰公司和威瑟福石油服务公司等美国公司，也纷纷迁往百慕达。原因很单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设立公司要缴那么多税呢？如果这些公司仍死板地留着不走，势必要付出高额成本，并失去市场优势。事实上，他们唯有搬迁一途，别无选择！
我们大概可以预见这一天的到来：政府彻底丧失公司税。当然，过去已从薪资税的例子中看到这个事实了。总之，如果政府够聪明，就应想办法，否则注定失败。爱尔兰就是成功跨越障碍的例子，它利用零所得税率，以及与欧盟会员国的租税差异来吸引外国投资人，努力追上其它西欧国家。各国政府最后将会了解，加值税是唯一让本国产业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利器。因此，及早认清事实的政府，就能赢得优势，反之，则会逐渐居下风。
在二十世纪，各国政府都把自己比喻成经济上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他们负责控制本国经济的流量。不过，随着全球化来临，不论政府规模大小，这股力量正在消失中。目前的政府比较像机场建筑师，因为他建构了吸引全球经济活动光临本国的交易平台。思考方向，则变成是否能修筑一条足供本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成功起降的好跑道？这座机场是否足以吸引外国公司降落？
其实，每个国家都需要取得知识潮流的控制权来增进福祉，就像公司需要取得知识潮流控制权来增进利润。所以，国家和公司雷同，都需要拥有国家级的首席知识官。试着想想万中选一的决策吧。国家究竟要如何将研发经费用在刀口上？即使像美国这样，拥有相当于数个国家一年国内生产毛额总数的三千亿美元研究开发预算，也无法从事每个投资。
因此，对大国而言，决定将钱投资在什么地方相当重要。但对中小规模的国家而言，如果企图将预算用在每项投资，这些钱肯定白白浪费，因为分散的金钱不足以成就任何事物。相反地，如果他们只专注在研发，由于策略缺乏效益，投资风险也相对变高。
这和钻探油井很类似。假设某人的资金只够探勘一个油井，风险相对升高。换言之，就算他把这些钱用来开挖油井达一百公尺深，也无法保证能开采到石油。国家就像公司一样，也需要技术策略。
首席知识官应该做些什么？
假设某家公司正踌躇购买、出售或自行开发新的科技，类似的策略当然不能由该公司研究团队的主管决定。这位科技主管的任务是，如果公司决定开发新科技后，他就必须负责以最有效益的方式量产新科技。至于提出当前社会与经济体系最适合购买、出售或自行开发新科技的各种分析，则是公司首席知识官的任务。举例来说，美国思科公司拟订的策略是”购买”新科技。换句话说，思科本身不从事任何研究开发工作，但它却很在行发掘及购买拥有创新科技的小公司。在一九九九年，它购并了十九家类似的小公司，而2000年，思科更购并了23家公司。对思科来讲，该公司在2001年经济不景气前购并新科技公司计划，称得上是相当成功的策略。
不过，堪称二十世纪商业史最大宗的决策错误是什么？这个错误如果要换算成市价，截至2000年3月为止，总值达5590亿美元。答案是苹果计算机创办人乔布斯不出售苹果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决定。对史提夫来说，他设计的操作系统或许比微软好，也有机会发展成像比尔盖兹那样拥有价值5820亿美元的公司，而非现在仅值230亿美元的苹果计算机公司。事实上，这是一个卖掉公司的好机会。
另外一个例子，是英特尔既不购买新科技也不出售新科技。它的策略是自行创造科技。对这家公司而言，这个策略也算非常成功。
首席知识官的另一任务是，清楚了解科技的趋势，与注意潜在新竞争者的趁机崛起。例如，英特尔并不担心某天会有人发明更好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要发生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因为英特尔的研究开发团队不但领先群伦，而且也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
其实，就像拍立得被数字相机取代一样，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正面临了未来生物芯片计算机的威胁。换言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各地科学家研发的分子计算机，将可能把该公司的微处理器打入冷宫。此时，首席知识官不但要紧盯新科技的演变，也得尽速聘请生物学家进驻英特尔实验室。在科技上，这些专家绝对知道什么是未来热门或冷门的技术。当然，每个国家也应该知道。
公司首席知识官的任务，就是清楚掌握公司何时步入成熟期、暂时退避的时机与何时该完全离开某项产业。不过，要认清这些现实远比规划公司未来的走向要困难得多。况且，拟订相关的脱身策略也不是首席知识官的职责，它属于CEO的工作范畴。至于首席知识官，他要负责的任务则是点出公司目前面临的现实。
话又说回来，公司要怎么聘请优良的首席知识官呢？你可试着聘请那些具备科技知识、反应灵敏且年龄介于三十至四十岁的年轻人。当宣布他们就任首席知识官后，两个月后，他们就该向你报告未来的计划。